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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确实给边缘经济体的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也确实提升了全球经济的效率，但这种效率在很多时候经是由边缘经济体企业管理模式、企业文化的返祖来实现的。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伟大理论贡献在于指出，分工的不断深化、细化乃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但作为一位伟人，斯密也十分冷静地指出，基于细密分工的现代经济体系会对人性造成负面影响：“人们的思想受到束缚，以致缺乏高瞻远瞩的能力；教育被轻视，至少被忽视；勇气几乎完全消沉。”斯密郑重提请世人：“如何补救这些缺点，是值得认真注意的事。”
斯密恐怕想不到的是，两百年后，全球性分工体系中竟然孕育出富士康这样的商业怪胎。分工对人性的损害在它的成功神话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全球化就是分工交换网络的全球化。原在全国、地区范围内进行的分工，现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一个企业可以把自己的流程分布到全球，一个制成品的元部件也可分散到全球范围，由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工厂组织生产。中国沿海新兴工业区就是拜全球化分工之所赐，发达经济体的很多工序或元部件之生产迁入其中。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的劳工、企业、政府都从中获得了很多收益，这一点，当然不容置疑。
不过，分工全球化让很多劳工根本不知道自己生产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斯密早就指出了过分的分工可能制造血汗工厂：“在分工达到极点的时候，每个人只做一种简单工作，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个工作上，除和这工作直接有关系的思想外，他头脑中没有别的……当一个人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一只扣针的十七分之一或一只扣钮的十八分之一的时候，见识必然更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切商业国，下层阶级人民都非常愚笨。”富士康之类企业中劳工的心智恐怕正是如此。他们不知道自己服务的流水线究竟在干什么，生产过程完全丧失了精神性。他们仅仅为了完成指标而工作，心智因此而日趋退化，最终退化成纯粹的血汗载体，而不再是完整的人。
这样的分工全球化，还造就了富士康畸形的企业规模，而企业一旦达到这种规模，与员工的关系必然是扭曲的。
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全球众多企业、不同产品对同一个元部件的生产，倾向于集中到同一家企业生产，由此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富士康就是这一经济规律的产物。由此，富士康的规模达到吓人地步，几十万人聚集在几平方公里的厂区工作。而且，工作流程是高度同质化的，员工也是整齐划一的。这本身就是一幅可怕的图景。
而企业达到这个规模，其管理必然走向畸形。管理的有效性受管理对象之规模的制约，一个人所能管理的下属的数量是有限的。随着劳工规模增大，企业内部的层级必然增多。据说，在富士康内部，行政级别从线长、组长、课长、副理、经理、协理到副总经理、总经理、副总裁、总裁，技术职称从技师一级到十二级。举例来说，一个300多人的车间内有主任、科长、班长、组长四个层级。
管理层级增多的必然结果是，高层控制员工的效力递减。作为应对措施，高层倾向于实行军事化管理。郭台铭成功的经验正是集权主义。只有这样的管理模式能让投资人、高级管理层相信自己对底层仍有控制权。事实也确实如此。
不过，由此也就难以避免中间管理层滥用权力的现象。中间管理层被高层授予巨大权力，他们却没有高层的责任心，他们面对的又是整齐划一的员工。凡此种种让他们的精神趋向败坏而滥用权力。而高层将发现，只有一个败坏的、滥用权力的中层，才可以维持集权主义的控制链条。这个中间层制造的冷暴力，乃是维持这个恐龙级企业正常运转的真正支柱。
在这样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准确地说是企业文化虚无甚至是反文化）形成之后，企业决不可能依靠员工的创造性来提高效率。它的全部效率只能来自对劳动力成本的控制。如此一来，富士康这些年只在获得财务意义上的利润，而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因为效率唯一真实的来源是人的创造性，而只有自由的、完整的人才可能有创造性。富士康之类血汗工厂患上廉价劳动力依赖症，在竞争压力下，唯有通过强化对劳工的榨取强度，维持自身庞大而始终充满危机的生存。
这就是全球化的出人意料的黑暗面：在富裕经济体，经济活动更多依赖创造性，因为人们摆脱了流水线的控制而获得更多自由，但支持这种自由的却是边缘经济体的血汗工厂。一个世界的企业用花花绿绿的产品炫耀自己的创造性，为这些企业代工的另一个世界的企业则在拼命压榨员工。全世界的高科技企业争相向富士康下订单，因为它对工人进行最严酷的管理，在全球范围内的人力成本最低。全球化确实给边缘经济体的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也确实提升了全球经济的效率，但这种效率在很多时候经是由边缘经济体企业管理模式、企业文化的返祖来实现的。起斯密于地下，看到此情此景，是否会比晚年修订《道德情感论》时更为悲观？
（作者系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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