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美对话中的“鲜明立场”

　　欧美国家意识到单纯地向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效果十分有限，反而通过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调整来谋求自力的大国发展战略会给世界经济创造更多的双赢机会。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4日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尽管从当前世界经济的格局中看，希腊所带来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让包括美国和欧盟政府在内的发达国家，对要求人民币汇率改革来缓解自己国内经济压力的“迫切性”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就是说，如何确保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并从中争取与中国更大的经济合作，来摆脱危机的做法要比打汇率战和贸易战更加重要，但是，中国政府依然利用世界关注的中美战略对话的平台，再次鲜明地亮出中国经济自己既定的“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战略——即保持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节奏，争取做到在支撑社会信心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不下滑的前提下，完成培育内需、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所需要的结构调整任务。因为从日本和韩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中可以看出，本币的升值不仅没有缓解日美、韩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事实上，韩国和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随着本币的升值反而在扩大），反而带来了自己本国经济的空心化（企业外出投资）和资产泡沫（本币标价的资产价值被虚增）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过程中，贸然推进人民币升值，更加可能会加速资产的泡沫现象，这一风险要比中国企业因人民币汇率大幅增值所造成出口减少的风险更大。

　　当然，如果我们满足于今天人民币汇率所带来的那么点看似保持企业价格竞争优势的格局，放慢我们上述的内需培育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的结构调整速度，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中国投资所带来的要素成本的增加（原油价格、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和要素市场的价格自由化都会冲销掉汇率的竞争优势。最终会让我们的企业自己越来越认识到除汇率所带来的“好处”外，还需要更多具备一些其他方面的竞争力，比如，技术、品牌、服务和人才等。同时，我们也会感受到在欧美经济没有出现实质性经济复苏的时候，汇率对增进出口的优势会显得那么有限。如何打造中国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不仅是出于经济低迷的欧美国家所觊觎的结果，而且，也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和依靠企业生存的中国广大劳动者所期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人民币汇率的稳步改革完全是在为中国经济顺利地进行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环境。

　　具体而言，在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一方面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保证劳动者的收入稳定和促进完全就业条件下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增长，以此带动中国社会大众整体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我们要尽快解决有消费能力的社会阶层的“后顾之忧”（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让他们从生活质量的改善中去享受到消费所带来的幸福和快乐。如果这方面，没有很好的起色，而仅仅通过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来抑制出口，可能会出现“帮倒忙”的结果。至少人们会把社会的资源投向名义财富增长更为迅速的金融市场而不是投向缺乏消费能力支撑的实体经济。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贫富分化较为严重的今天，由于我们的企业无法生产出中国高端收入阶层的消费者所需要的“精致”东西（或提供给他们所需要的高质量、高品味的服务），人民币的升值反而加速了这批有消费能力、但没有很大后顾之忧的少数“富裕群体”走出国门，去寻找的“外国货”和“到位的服务”——慷慨地消费在外国市场，并由此给外国社会留下了中国人今天普遍“有钱”或者说“这是人民币增值才带来的旺盛的购买力效果”这样的“误解”。所以，今天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使在中国高度开放的本土市场，也能够和外国企业有一拼，从而争取到中国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的热情光顾。最近，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阳光政策也是中国政府进行结构调整、为顺利推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做出的重大举措。笔者认为，这种靠高收入阶层主动地消费或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模式，也是一个缓解贫富分化问题、实现“收入再分配”（财富向为高收入阶层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低收入阶层自然地转移）的最佳方式，至少比向高收入阶层实施单纯的重税政策效果可能要更好些，而且也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总之，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和欧美经济的低迷越来越让更多欧美国家的决策层意识到单纯地向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效果十分有限，反而通过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调整来谋求自力的大国发展战略会给世界经济创造更多的双赢机会。中国政府也将会越来越珍惜今天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缓解的外部环境，加速我们既定的改变和优化经济增长的模式和制度改革的步伐，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今后人民币汇率完全市场化给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将充分利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价格机制来争取在创造和管理中国财富过程中所需要的、靠“人民币国际化”支撑的货币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