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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百年未干。
并购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后,招商局实际上的董事长李鸿章倒有些郁闷了。
这是一场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资本兼并战,定调很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 ,此为“收回利权大计”,“于国计商情两有裨助”。而筹措了大部分收购资金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认为:“归并洋行,为千百年来创见之事……是真转弱为强之始”。
一场本该是大涨中国人民志气、大灭帝国主义威风的主旋律演出,剧本上明明写好了“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但却出现了一些嘘声,甚至旗昌公司的原华人股东们在这大是大非关头,表现出了极低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感情,纷纷退场,重组一家美资公司(见本专栏以往文章:华商为何不爱黄龙旗?)。
媒体在喝彩之外,也出现了嘘声:旗昌本是件破旧的衣服,如今却卖了个好价,美国人套现后不是正好可以换件崭新的时装吗(《清史稿》:“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于適体” )?当时,在招商局等的挤压下,旗昌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年净利润从1871年的94万两一路下滑,到1873年只有10.6万两,而其100两面值的股票,也从顶峰的200两猛跌到1875年的60两,“奔牛”不幸成为“狗熊”。招商局如果拿那笔并购巨款去投资新的轮船,或许能将旗昌这条“落水狗”彻底打趴下。
兼并后不到数月,一份来自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御史”)董俊翰的报告,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根据董的报告,收购旗昌其实是招商局的一个败笔,固定资产添置过多过快,运力大跃进,一下子从11854.88吨上升到30526.18吨,看似红火,但不仅前期耗资巨大,而且维护费用惊人,船多货少,收取的运费甚至不够开支,导致每月亏损五六万两。因此,董俊翰建议,中央应该设立专门的大臣主管这一巨大的“国资”,或者干脆停止官办,完全民营,政府只起监管的作用,从而减轻国家的负担。
李鸿章的回复是傲慢的。他先给中央写了封短信,认为董俊翰是“少见多怪”,“凡创办一事必有议其后者,多端指责”,并且感谢中央对新生事物的保护。之后,李鸿章上了一个长长的报告,全面否认了董俊翰的几乎所有指责。但从李鸿章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其从旗昌收购而得的是怎样一笔资产:“拟令该局(招商局)逐加挑剔,将旗昌轮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储以备修配他船,或量为变价归还局本。”但是,变卖船只一定要注意不能给“中外流氓”,以免他们“减价相挤”。李鸿章否认收购旗昌轮船后,导致资产闲置,而将其责任归咎于怡和、太古等外资轮船公司的价格战,“若无外人倾挤,江面生意尚旺,船只不至闲搁。”
李鸿章对招商局的种种维护,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将其上升到国家利权、甚至“关系国体”的高度,从而将对招商局的批评或攻击统统归入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之列,他甚至技巧性地回避出现“华商”二字,代之以“中华”。
最早建议中央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在那份主题为“自强必先求富”的奏折中,第一次列举了招商局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招商局成立前,外资航运业在华年获利787.7万余两,招商局成立后,外资航运业在三年才获利813.6万两,简单比较就可以得出:“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1300余万两,将来扩而充之,中国可以自操其利。”
薛福成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将中国航运利权收回了3/5 (《筹洋刍议》),而李鸿章日后说:“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这些意气风发的激情文字,或许能大长中国人民志气,但未必能大灭帝国主义威风。在洋洋洒洒的慷慨陈词背后,陈兰彬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作为招商局假想敌的“洋商轮船”,其实,大半还是披着“洋皮”的华商。招商局“为国”截下的那些银两,本就基本不会外流。
其实,在李鸿章请求中央设立招商局的报告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华商资本大量以假外资的名义出现,既导致国家尊严受损,又使华商易受外商要挟。“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李鸿章说,成立轮船招商局,可以“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并没有分析阐述何以“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也就是说,大清国的衮衮诸公们,其实自始至终都十分清楚,在星条旗和米字旗的护卫下,在金发碧眼的洋人的背后,真正的竞争者却是自己的同胞。
而更为诡异的是,在这些为国企高唱的赞歌声中,普遍只提营业额,而不提利润,因为在那逐年递增的营业收入背后,是连年的亏损。招商局将自己打扮成推动GDP不断上升的英雄,一转身又从国家的兜里掏走大把银子,去填补利润败血症的无底洞。
在高高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时候,招商局从中央拿到了特殊的政策。先是江苏、浙江的漕米,然后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的漕米,随后,“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赈粮,鄂茶、鄂盐”等,均被其垄断运输。而且,李鸿章不断地为招商局向中央伸手,要求提高运费,理由就是在“外商”的价格挤压下,经营亏损。
财政部(“户部”)最后被逼急了,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指责“招商局十馀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报告认为,招商局的问题在于“不得其人,出入之经,不能讲求撙节”,却将亏损归咎于诸如“海上用兵”(海战)之类的外部原因。报告要求,招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脚,减免于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察”,应责成南北洋大臣,将“现存江海轮若干只,码头几处,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这是清产核资;“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臣应即议处”,希望从国企企业干部任命的源头抓起。但是,这份报告连一星水花都没溅起。
讽刺的是,招商局的经营局面的扭转,是在与外资的怡和、太古两家航运公司“订利益均享之约”之后,“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
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百年未干……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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