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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和静钧
最近有个热门话题，说的是富豪移民潮。所谓的“移民”，就是“出走”，所谓的“潮”，就是“出埃及记”式的大规模迁移态势。由于这些“弃我们于不顾”远走他乡的，是被认为在社会蛮有地位的富豪人士，他们的“出走潮”，的确震撼了我们。
出于一种思维惯性，我们免不了想探究富豪移民潮背后的确切原因。除非这些富翁向我们吐露心声，或者我们进行全面的问卷调查，否则我们不可能得出一个有统计学意义的可信结论。笔者梳理了一下近期诸位观察家的判断，发现有“仇富说”、“公权力原罪说”、“教育原因说”等，他们都说得很对，但他们都毫无例外疏忽掉了一个观察学中最基本的法则：全面性。
如果“仇富说”是成立的，那么一个具有“仇富”阴暗心理的国民对富豪阶层的压力，应是持续性的。不间断的压力下，富豪出走的行为范式，应是“先多后少”，断不会慢慢形成“潮”，或“第二次浪潮”，原因很简单，走一个就少一个，富豪群体逐步萎缩，最后社会阶层发生“土豆效应”，出走的人级别会越来越趋于平民化。
与2003年之前曾出现过的移民潮背景相比，我们至少在制度层面上显得更有确定性，譬如出台了《物权法》，我们还在《侵权责任法》中尽量推动精神赔偿，使之让作为救济法的《国家赔偿法》也能对接上精神赔偿的平台上。从税负的角度上看，中国税制中的“逆向调整”之势并没有完全消除，富豪们依旧享受着很低水平的所得税率，而在北欧等国家，富人每赚100欧元，60欧元可能就是上缴给国家的税款。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公权力原罪说”。“公权力原罪说”的基本要旨是，公权力的膨胀，压缩了私营领域的生存空间，很多企业的发展不得不依附公权力的神助，致使他们处于法律风险中。由于“移民可以出走，而公权力不能出走”，富豪们采取“用脚投票”方式，规避公权力，到异处找避风港。从这个要义出发，“公权力原罪说”的确说到了很多现实问题上，但这样的观察依然无法满足统计学意义的“潮”现象。
再一个说法是“教育原因说”，而且这个说法得到了移民机构的认同。但话又反转过来看，“教育原因说”岂不是移民机构开拓业务时惯用的说辞吗？“教育原因说”至少只适用于子女尚未进入学龄阶段的年轻富豪，子女成人了的或已经明显进入后学龄期的富翁们，他们移民的动机绝对不会“教育相对优势”。
苏东剧变后，本只有800万人口的东欧小国保加利亚，一两年之内就少了100万人口。这100万人都去哪儿了？从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保加利亚人，有的就近去了欧洲富国，有的越洋移民到北美国家。这第一说明移民潮与国家宽松的移民政策是有相当关系的，第二说明了“人往高处走”的自然流动性。
上世纪6、70年代，大批在欧洲和北美的韩国科技人才，纷纷回到韩国，促成了韩国科技和经济的突飞猛进。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有大批顶尖学者从欧美返回。如果没有钱学森的“回流”，很难想象中国还会顺利地拥有“两弹一星”。而他们回流的根本性动机，绝对不在于物质利益，而在于为国为民族能做到的人的价值的实现。
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预期今年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海军也远征亚丁湾，扬威海外。中国还在两年之内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一切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制造富翁的福地，《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也说明中国的富翁人数已经膨胀到仅次于美国的程度。但移民潮的逆向流动，说明了我们过度地强调了“硬实力”，从而让“软实力”出现雪崩式下行，突然的“软环境”恶化，才是真正产生移民潮的根本的原因。
（来源：和静钧搜狐博客 https://hejingjunshiyu.blog.sohu.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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