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周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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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中国，不少地方和企业还存在对效率优先和GDP至上的片面理解。现实中，它可能表现为具体企业中劳动者权益的无法保障，也可能表现为整个宏观经济活动中的消费不足和分配失衡。富士康事件不仅仅是单个企业治理模式的危机，也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效率至上主义的严正拷问。
面对不幸发生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无论政府、企业还是社会各界都纷纷表态反思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深圳市市委书记王荣称，除了情感纠纷、心理障碍、精神疾病、工作及生活压力大等直接原因外，富士康事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王荣特别再一次提到了富士康的企业管理模式问题。此前，深圳市政府发言人直言，富士康的管理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助长了不幸事件的发生。而作为富士康的重要客户，苹果、戴尔、惠普等全球电脑生产商纷纷表示将彻查富士康工厂的工作条件，以回应外界关于富士康管理模式的质疑。
富士康的管理模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除了上述政府、企业以及其他海内外媒体对富士康的质疑，台湾“中央社”关于富士康的一篇评论或许一语中的。这则评论认为台资企业应检讨并加强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其中一位台商称，最基本的管理经验就是“要把大陆员工当人看。”
从泰勒20世纪初发明科学管理理论至今，其效率优先、为谋求更高的工作效率可以采取任何方法（包括把人训练成机器）的基本原则已被各方管理者运用得淋漓尽致。而加强企业的人性化管理，意味着不能把人训练成机器，也意味着劳动者应该被赋予更多的权益保障。
事实上，在这方面，有很多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在利润为了一切的盎格鲁-萨克逊管理模式下，股东总是被置于优先的位置，消费者其次，劳动者最后。在日本则完全相反，因为日本人认为，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给了资本家控制企业的非同一般的权力，而从人数上来看，拥有企业的资本家，要比参与企业生产活动的工人总数少得多。历史上，日本的发展主义一度定义私人企业的财产权为“伴随着责任的有限支配权”，这意味着“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不再视私人股东的利润为目标，而是以服务于国家全体公民的福利为最终目标。”在德国，除了市场机制，非市场机制在寻找共识和解决经济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非市场的治理机制（尤其是德国共同决定机制）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在2000人以上的德国大公司，劳动者和工会代表的投票权达到50%，在500人以上的小公司，劳动者和工会代表的投票权达到了1/3。
由上可见，在日本和德国，非所有权关系和非市场机制都在经济生产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的治理模式，劳动者都有着重要的制度或机制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总结19世纪到20世纪的经济史时，经济史学家波拉尼曾坦陈，市场自由主义的最深刻缺陷在于它将人类的目的从属于一个非人的市场机制当中，使得人类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波拉尼关于市场自由主义缺陷的提醒应当谨记。以效率优先和资本控制为特征的企业所有权形式，只是企业生产组织的一种形式。当然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治理模式都跟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技术环境密切相关，正如一些在本国中规中矩的外资企业来华以后趾高气扬，惹是生非。
富士康事件也是某种特定环境的产物。在当下的中国，不少地方和企业还存在对效率优先和GDP至上的片面理解。现实中，它可能表现为具体企业中劳动者权益的无法保障，也可能表现为整个宏观经济活动中的消费不足和分配失衡。今天，遭遇富士康事件这样的巨大悲剧，每一个国人都应该驻足反思。富士康事件不仅仅是单个企业治理模式的危机，也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效率至上主义的严正拷问。劳动者参与经济生产活动是为了其个人生活的幸福和满足，而可悲的是，其本人却被这些经济生产活动无情地改变甚至主宰。这是人类文明社会不应有的悲剧，尤其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所言：对于一个不能给多数人——或者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带来好处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用无数种声名狼藉的方式来加以拒绝。
（作者系搜狐财经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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