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张涛
（专供搜狐财经稿件 请勿转载）
一个企业的个别事件为什么能快速演变为社会事件？真真需要反思的恐怕不仅仅是企业本身，而更应该是在社会层面。在中国工业化和与之相伴的城市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一直以来支持经济高速发展核心要素，是不是已经到了亟需调整的时
相关公司股票走势
伴随富士康悲剧的不断升级，最初由企业内部管理导致的个别案例，如今已经演变成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公共事件，并且成为了时处转型关键期中国社会不好的注脚，人们的视角又被拉回到如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上来。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让中国经济由“苦恼总量短缺”转为“担忧结构异化”，其中又以劳资矛盾最为突显。
实际上，自工业革命确立的工业化道路和工厂制成为生产组织范式以来，资本作为最强力的要素，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手，与之相对的其他要素基本都围绕资本不断变换依附模式，即资源配置；各种要素对经济成果的占有模式（即收入分配）也在不断变化，并由此带来诸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间的权衡、雇员与老板的利益分配以及有政府之手介入后的二次分配等问题。
伴随中国经济同外部市场融合度不断提升，在资本的强力推动下，劳动力价廉优势也被极大地挖掘出来，以至于众多的外部资本纷纷进入中国，富士康就是其中的成功范例之一。这家成立于1974年的企业，自1988年进入大陆以来，至今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连续7年雄居大陆出口200强榜首，2009年更是跃居《财富》全球企业500强第109位。然而，曾经被其作为核心竞争力并为之称道的先进管理模式，如今却在接连不断的自杀事件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在外界的严厉指责和质疑之下，郭台铭在发出了近乎祷告般的呼吁（恳请媒体不要再报道the next）的同时，也说出了一句颇为玩味的辩白：“我们是企业，不是社会。有企业功能，没有社会或是政府的机制”。
一个企业的个别事件为什么能快速演变为社会事件？真真需要反思的恐怕不仅仅是企业本身，而更应该是在社会层面。在中国工业化和与之相伴的城市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一直以来支持经济高速发展核心要素，是不是已经到了亟需调整的时刻？
在1978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在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此前快速赶超欧美的浪漫主义理想，被更切实际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取代，与之相应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机制也随即发生了本质变化，但快速成为工业化强国的目标始终没有动摇。由此形成了今日中国特有机制：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剥夺和对居民消费的压缩，来达到资本快速积累的目的。
计划经济时期，资本集中主要通过工农剪刀差、低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来完成；到了市场经济时期，工业对农业的直接剥夺，逐渐转化为剥夺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的劳动力——“农民工”，在居民消费的压缩方面，则转化为通过高价房产、生活耐用品来实现，以补充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的资本。概括起来，60年间的基本路径表现为资本、土地等要素由农业领域人为低价向工业转移、劳动力由第一产业的人为低价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在“存量不动、增量改革”的思路下，相应采取了工农隔离、城乡隔离、内陆与沿海隔离、全国与特区隔离等“二元隔离”的资源配置策略，推动资本的有意集中，同时通过经济制度的局部变革来调动经济活性，并且不断强化试点地区的示范效应，即“摸着石头过河”。
正是在上述特有的资源汲取机制下，中国无论是在技术升级、资金调配以及产业布局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实现了年均9.8%增长率的30年高速发展，继“日本奇迹”、“东亚奇迹”之后，在亚洲地区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作为副产品，二元结构日渐加重，如果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领大家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来衡量，只能说是实现了邓公的前半句话。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一些机制要件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相应对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运行机制提出调整要求，其中最为明显就是劳动力的变化。如今发生在富士康的悲剧已经表明，现在的进城务工人员（80后、90后），已经有别于他们的父辈，上一代进城务工主要是为了补充收入，而新一代已不仅是追求补充收入，而是怀着一个城市梦的，所以他们的利益诉求无论是在范围，还是层次上都要远远要高于上一代；但同时，上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尚可以用脚投票的形式来表达利益上的不公（大不了不干了，继续回家种地），而如今新一代务工人员已经不愿或者不能拔腿就走人。因此，在这双重变化之下，旧有的劳资矛盾发生了变化，而矛盾的表现形式自会有所不同，对于化解矛盾的手段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近年来出口一直是最强力的拉动因素，如今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70%左右，但我国70%左右的贸易额却是由外资企业和贴牌生产（OEM）企业控制，而这些企业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之一，就是中国数量巨大的低廉劳动力。同时，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进入工业生产线，中国的城市化步伐也在加快（1994年为28.5%，2009年为46.6%，基本按照每年1%的速度在推进）。上述两个结果，按照逻辑的推演，应该是伴随剩余人口的递减和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以及劳动力价格水涨船高。但由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特有的资源汲取机制，劳动力价格仍然被扭曲和异化。欧美国家对于这种价格信号的扭曲反映，是指责中国人为干预汇率以保证中国制造的优势，但实际上，真正的价格扭曲在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扭曲。
由于包括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尚需完善，整体社会安全垫还有待提高，这些本来应该内化于企业的因素，自然被外化给了社会，而政府公共服务的不完善，又将这些外化因素间接地转移到劳动力本身，因此劳资矛盾不断积累，而劳动力利益诉求渠道的狭窄，使得矛盾不能得以有效的缓解。而反观同样面临劳资矛盾的欧美国家，由于存在着强大的工会、行会、社团等利益诉求和制衡渠道，相应劳动力获得了不断增强的用脚投票的实际权力，甚至这种权利还能延伸至本土以外（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特保案，始由就是来自钢铁行业工会的政治压力）。
2007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再次重申“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因此，当年邓公的后半句话的实现，就成为接下来的30年发展的首要任务，而如何保证把目标的实现，则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既有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需要把扭曲的东西尽快矫枉过来。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独家声明：搜狐财经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请勿转载，违者必究。确需使用稿件或更多资料，请与我们联系获得授权，注明版权信息方可转载。联系我们可致电010-62726687。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