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此情可待 难成追忆(图)

　　所谓“军中情人”、爱国爱家，未必是真实的邓丽君。这都是家与国的合谋，是生前套在她身上的锁链。斯人已逝15年，这锁链竟是一丝一毫也没有打开！

　　2010年5月8日，是邓丽君去世15周年纪念日。两岸同时掀起纪念邓丽君的活动。大陆这边，连篇累牍的是邓丽君唤醒人们感情 世界的回忆故事；对岸海岛上，整台整台的节目则聚焦于邓丽君捐钱为前线弟兄加菜、绝不错过劳军晚会、在前线向大陆喊话、穿军服敬礼等历史镜头，最后一幕，则浓墨重彩地渲染她棺木上覆盖“国旗”的哀荣。

　　那个曾经存在过的生命，那个活得温婉又寂寞的女性，她真实的一生究竟是如何？无从追忆。　　身世浮沉

　　作家平注意到了这些视角相同、主旨相同、绝对和谐、千台一面的纪念奇景，欲言又止地在一篇文章中发问：“只依（邓丽君的）弟弟说的，家人是她最大支柱，爱国是她人生的志业”，那么如何解释她一次次的远走，如何解释她选择异国恋人，选择异地他乡，东京、 香港、巴黎，终于远至清迈？”

　　纪念邓丽君的人，没有一个真的了解她。平只差把这句话直接抖搂出来：所谓“军中情人”、爱国爱家，未必是真实的邓丽君。这都是家与国的合谋，是生前套在她身上的锁链。斯人已逝15年，这锁链竟是一丝一毫也没有打开！

　　从平提供的只言片语，我们已或可窥见那个我们决难以想象的真实邓丽君。一方面，在戒严的大背景中，她受着党国“训育”，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为着小小的越轨言行（在广播里和主持人随口说了一句“想到对岸为青年朋友们办演唱会”），她要屡屡澄清，屡屡公开表态，以求政治上过关；而与此同时，海峡对岸正把她作为敌对势力、作为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掀起一轮轮声势浩大的批判。

　　一个娇弱女子，在大时代的巨轮中，好似被翻卷、挤压在各种不同力量形成的旋涡中。但令人诧异的是，这女子或许柔弱，却决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唯唯诺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这样的镜头足堪玩味：在终于能够远离台湾之后，她选择在戛纳的海滩畅快裸泳；明知身患哮喘，或有生命之危，但她宁可在泰国清迈的旅馆度日，也不选择回归家乡；生命的最后时刻，艰于呼吸的她，嘴里艰难而痛切呼喊的是——“妈妈”……

　　难道，她一次次的远行，真的是为了让家人找不到她、让世人终于放过她？卸下现实的重负之后，她选择了隐居，选择与一个好似边缘人的法国男子厮守，莫非真的是祈望自己在这个让她喘不过气来的人世间脱身？

　　这么看，以童星起家，一上星光熠熠的邓丽君，其一生不仅谈不上幸福，简直可说是历尽劫波，尝尽了苦难和孤独。时代变迁的巨力尽数压在她身上，直到筋骨尽被扭弯，但她仍然不失宁静、柔美、悠扬、端庄的风度。也许正好是这个事实，可以解释那温润婉约的女性柔情中，何以竟有难以化解的凄美和沧桑。

　　糖衣炮弹

　　1949年，动荡百年战尘初定。在 中国历史被遽然改写的同时，120万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官兵的命运也被改写了。河北籍中尉邓枢带着山东籍妻子赵素桂和两个孩子，跟随着部队在台湾各处辗转，变成人地两疏、生活清苦的外省“眷村家庭”。

　　1953年1月29日清晨，已经生有三个男丁的邓家在云林县一间农舍里迎来了第四个小生命，一个女孩，父亲给她取名“丽筠（yún）”，寓意“美丽的竹子”。许多人把这个“筠”字念成“均”，因此有了日后红遍大江南北的名字——“邓丽君”。

　　1967年，14岁的邓丽君加盟宇宙唱片公司，灌录第一张唱片《凤阳花鼓》；1969年，她为台湾首部电视连续剧《晶晶》主唱同名主题曲，引起哄动，邓丽君的闪亮星途从此开始。

　　邓丽君这个名字传到大陆，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的尾声。大陆人“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捂着棉被听邓丽君”，如此情景显然被夸张了。当时大陆闭关锁国，两岸军事敌对，大陆人要听邓丽君的歌，只能从收音机的短波里，痴迷邓丽君者显然属于极少数。在那个阶级专政极为严酷的时代，有多少人愿意甘冒坐牢的危险赴“敌台”幽会邓丽君，只为了几首好听的歌曲？

　　“邓丽君时间”通过“央广”的短波频率向大陆播放，直至1995年邓丽君去世后才停播。作为一个宣传工具，邓丽君经常参加各种劳军演出，其中，特别具有标志意义的是到金门去，慰问那里的“前线弟兄们”。直到1991年，已渐渐淡出歌坛的邓丽君，仍然前往前线慰问官兵。邓丽君在金门前线马山观测所慰问时，曾向大陆喊话。

　　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不说《梅花》等是赤裸裸的歌颂台湾“美好政治”之作，就连《小城故事》这样的歌曲，也被赋予了别样的含义。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有一种舆论认为，所谓“小城”就是台湾，那是个充满眼泪和苦难的地方，可歌里说“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真是颠倒黑白！台湾充满假恶丑，可歌里唱“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歌曲最后还唱：“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作客”，摆明了是引诱大家叛党投敌！所以，这也是赤裸裸的反动歌曲。

　　别以为对《小城故事》的解读，纯粹是官方捕风捉影的虚构。海峡两岸森严敌对的形势，政治和军事彼此“心战”的现实，确实暗埋下政治暗喻的隐秘逻辑。总之，它确实存在，在许多人的心里，不需要官方的提示和强迫，就会有此联想。

　　靡靡之音

　　1979年是大陆的转折之年，“文革”结束后，文学界以“伤痕文学”，思想界以“人道主义”，反省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戕害。具有感情 复苏先声意义的刘心武小说《爱情的位置》（1979），最早点燃了关于爱情位置的大讨论，并很快以广播小说或广播剧的形式传遍全国。

　　在思想解放的系列故事中，邓丽君的流行决非原因，而是结果。它并不是促成大陆思想解放的支配力量。但在思想界的勇士奋力凿破第一层坚冰之后，邓丽君的意义随之而来。勇士所取得的艰难成果从意识形态上层向下层扩散，但是进境极为缓慢，是邓丽君把其中的一部分能量普及开来。邓丽君歌曲 复苏了芸芸众生的爱情向往，恢复了人们心中情爱 世界的版图，在“ 靡靡之音”的吹拂下，你侬我侬再不是羞于启齿的道德私处，我们终于变成“我”，社会的“螺丝钉”终于变成人。

　　此时，大陆流行音乐的重要演变，直接或间接，背后都有邓丽君歌曲的魔力操纵。在时代歌曲从庙堂音乐向世俗音乐转化的大潮中，邓丽君是看不见和看得见的手，李谷一、苏小明、朱明瑛、程琳……越来越多的歌手采用感性的、轻柔的唱法，但远还不至于性感，80年代出现在歌曲艺术上的整体美学转向，莫不与邓丽君有关。

　　但邓丽君是性感。在大陆人人性觉醒的开端上，邓丽君占据了极为特殊的地位。当几代人回望着这条幽幽来，邓丽君的歌声给了他们最初的感情回忆，情形一如初恋的情人。今天人们纪念邓丽君，一如纪念初恋情人给自己带来的爱情的觉醒。

　　听邓丽君的歌，成为重新学习自由情感的一门课程。在政治生活长期主导的时代，大陆人已经不怎么会谈情说爱了，男女性征的差异，在“男女都一样”的革命要求下已经变得模糊，几乎被填平。在如此感情贫瘠之年，邓丽君决不只是几首歌曲，还近乎于爱情本身，甚至她的个人形象、言语口吻，恢复了女性的生理性征和女性美的特质。她的歌声轻柔娇媚，她的笑容温润甜美，她的眼波流动如水，她的情话让你耳热心跳。面对着仍近在眼前的工农兵文艺如钢铁般的冷酷美学，邓丽君似呵气如兰，如软语温香。柔情万种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意义，对那个年代普遍压抑的人性来说，这种本质上属于小情小调的东西，竟成为一股启蒙的力量。

　　差不多基于以上原因，虽然主流媒体用“ 靡靡之音”、“流氓歌曲”、“精神流毒”的大帽子批判、围攻、封杀邓丽君歌曲，却丝毫无损于这些歌曲继续在民间传播。完全是在半地下的状态中，邓丽君先是给人震惊、接着让人紧张、最后却形成如春风般的抚慰，成为亿万人的心灵汤药，成为一代人心中永远的经典。

　　1987年，《邓丽君歌曲精选》（一、二、三、四）在 中国唱片公司出版，这是解禁的标志，此后，即使在官方舆论中，邓丽君亦不再被视为“毒草”。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自由开放尺度飞速跃进的年代。90年代，全民思想的风气转向轻意识形态，追随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方向。1992年，刘忠德上任文化部长，他作出努力：想让邓丽君来大陆开演唱会。14年之后他回忆说：“邓丽君一直想到大陆开演唱会，我们也准备让她来。可刚决定没几天，报纸上登了则消息，说她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下就得等调查完了才行。调查清楚了，而邓却在1995年5月8日猝死于泰国。”

　　宿命结局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邓丽君的一生，就像对这句话的注解。她的个人生活是个悲剧，一生如浮萍飘荡，被各种力量裹挟，终至魂魄无家。她生命中的悲哀、曲折、沉痛，再过多少年可以解开？

　　这悲剧其实也是我们的悲剧，我们也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包括今天的纪念。难忘的，总是历史，而美好的，总会是人的自由魂魄，是艺术美本身。在人世的诸般生活中，艺术的生活是最美的；在人世的万般享受中，艺术的享受，最值得人们珍惜。

　　但是，何以珍惜？邓丽君的悲剧，其实是不可避免的。遇不良政治、可悲时代，每个人的一生何尝不是如此，如浮萍不能自主，被时局任意摆布？只是艺人生涯中的纽结，程度更甚。在社会矛盾尖锐、山河破碎、两岸 关系紧张的战争年代，名伶的一生就像风筝，牵系她的是各种政治力量。我们观赏艺人的生平影像，每每有说不出来的苦味，只依稀觉得难过，实在是因为：那迷人笑靥背后有多少泪水；傲绝人寰的美，不管如何珍贵，终究要向这世间的各种力量低头，终究要化成灰。

　　2000年某日，从一张旧 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杂锦唱片中，我有幸第一次听到了李香兰，那个在历史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比邓丽君更要复杂的名伶。纯从艺术的角度看，李香兰的那个声音，美妙呀。半个多世纪前，一堆卓异艳色，李香兰的声音竟轻易越众而出，是所有艺人中最优异的。

　　遥想香兰当年，同样摆脱不了成为政治工具的命运。慰问日本关东军，参演扬日辱华的电影，小鬼子们靠她激励士气，部分 中国人被她迷魂，骨气为之消磨。在那样的年代，把李香兰当艺术欣赏，即便不说是汉奸，也实在是犯昏。

　　政治绑架了艺术，时代绑架了我们每个人。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能去除那些人世间的纠缠，把所有的美都当做圣物，把倾慕的眼光只献给艺术、只享受美丽？我知道，这永无可能。只要这个世间还有对立，还有矛盾，还有不平等，艺术就不可能摆脱其社会的属性，美的 世界就不可能是真空中洁净的存在。但邓丽君时代的这段奇特历史已差不多让我们明白，人生最美的是什么，人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我们值得如此前望，前望一个愈加宽阔的时代。

　　作者为著名乐评人，在《读书》杂志开有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