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新疆：区域平衡特例
除了一般性的开放、发展民营经济这类普适性政策，新疆所受的特殊对待，并不能简单类推到其他地区
□ 本刊记者 于海荣 | 文
“新疆各项事业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5月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赴任
此前一周的5月19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落幕。这一几乎党政高层悉数出席的首次新疆工作会议，为“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全面筹划，提出了未来五至十年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新疆工作的特殊性质、特殊地位，新疆发展和稳定面临的特殊形势、遇到的特殊困难，决定了这次会议的特别含义，《新疆日报》称之为“里程碑式的”。
在实现“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战略方向之下，扶持新疆的举措一一开列：资源税费改革先行、中央投资倾斜、19省市对口援建、向西开放，等等。
学者认为，在已有的西部开发、边境地区、民族地区等区域政策基础上，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到新疆的特殊性，出台这些政策的力度非常大。但考虑到新疆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特殊需要，这种做法并不能在其他地区简单类推。
资源税费改革先行
在诸多政策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资源税费改革。中央决定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延迟数年的资源税费改革在新疆实现突破。
按现行体制，除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资源税收入均归地方政府所有。但由于从量计征、税负较低，资源大省新疆并没有享受到资源价格上升带来的收益。
中信证券研究部执行总经理、首席策略师于军表示，新疆财政收入较为偏重营业税和增值税。尽管新疆石油行业优势明显，但石油企业缴纳的部分税收归中央政府，并未对新疆财政收入形成特别贡献。资源税费改革将为新疆税收收入带来强力刺激。
此前，财政部一位官员谈及资源税费改革时曾公开称，改革拟将原石油资源税税率定为10%，初期减按5%征收。据此推算，若国内原油价格以每吨4000元计算，按5%的税率征收，原石油资源税每吨税额将达200元。而根据现行标准，新疆地区原油和天然气的资源税税额分别为30元/吨和9元/千立方米。
新疆石油化工行业管理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09年新疆生产原油2518万吨，生产天然气245亿立方米。按此计算，2009年新疆原油和天然气资源税为9.759亿元。资源税改革后，华泰证券研究员孙立平依此计算，仅原油资源税一年将达62.95亿元。
而在2009年，新疆全口径财政收入为883.71亿元，其中各项税收收入301.12亿元。
此次在新疆率先进行的资源税改革，显然没有涵盖全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告诉本刊记者，此次的资源税改革从油气开始实行，主要是针对新疆的情况制定的。
国信证券则发布报告称，此次的资源税改革尚未涉及煤炭，一方面是国家鼓励新疆煤炭资源的勘探和生产；另一方面，通过修改油气的特别收益金，保证石油企业的总体税赋水平不变，将原属于中央的特别收益金转变为新疆地方的资源税，实现了中央对新疆的转移支付。
但是，新疆率先改革后，资源税改革何时在全国推开，目前并无答案。
财政部官员曾表示，资源税改革的目标是“对资源税进行整体改革，而不是个别调整”。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官员透露，资源税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扩大资源税的覆盖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并改变资源税的计征方式，建立税收收入与资源价格上涨同步增长的机制。
“资源税改革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迫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税收研究室原主任孙钢告诉本刊记者，资源税改革全面推开“会慎重一些”，还得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推行资源税改革后，全行业效益如何，是否会传导到其他行业，是否会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增加，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孙钢表示，资源税改革作为优惠政策给了新疆，如果随后在全国推广，政策优惠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与资源税改革相关的一系列改革仍需进行。资源产品税负上升，必将引发资源和相关商品的价格调整，这对资源和相关商品价格的形成机制提出挑战。
目前中国虽然推行了成品油价格改革，成品油定价仍是政府管制和指导下的“半官半市场化”，而天然气则实行国家定价。海通证券的研究人士预计，在资源税改革逐步推行后，天然气价格改革将很可能在今年推出。
此外，中国对油气资源还收取特别收益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多次呼吁，将资源税改革与特别收益金等资源类税费改革统筹考虑，避免重复征收。有机构预测，随着资源税改革推进，特别收益金将取消或者提高起征点。
全面援建 向西开放
各项优待集中向新疆汇集，除了边疆、民族等方面的考虑，也源于新疆经济社会与东部等地区的差距。官方统计显示，2009年新疆农民人均收入为4000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2%左右，新疆居全国倒数第二，且与全国平均水平呈不断拉大趋势。新疆经济结构单一，尽管资源丰富，但缺乏完整产业链。2009年前三季度，因金融危机及中石油减产影响，新疆石油行业工业增加值便回落10个百分点，拉低全区工业增速5个百分点。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十二五”期间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比“十一五”期间翻一番多。据中信证券等机构测算，未来五年新疆的固产投资将超过2万亿元。
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告诉本刊记者，从1999年实行西部大开发以来，新疆人口占西部的比重增加，但GDP占西部的比例相对趋于下降，从这种意义上讲，加大新疆的投资力度、弥补过去的欠账，十分必要。
于军预计，新疆的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工程将进入一个集中建设期，投入集中在南疆地区的住房改造和保证能源输出需要建设的电网、铁路等方面。据统计，目前新疆在建铁路11条，并有多条铁路干线即将开建，仅兰新铁路第二双线投资就达1400亿元。
从投资来源看，中央投资继续向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倾斜。“除了中央财政的支持，央企也可能加大对新疆投资的力度。”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告诉本刊记者。
事实上，央企正加紧新疆的投资步伐。公开信息显示，“七五”事件后，神华集团、龙煤集团、中铁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等都在新疆投资新项目，主要集中于油、气、煤等资源深加工产业。
与此同时，中央启动了地域最广、所涉人口最多、资金投入最大、援助领域最全面的对口支援。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12个地州、82个县市和兵团12个师。
魏后凯向本刊记者表示，这次的对口援助与以前有很大不同。以前沿海省市援助西部，除了西藏，都是东部一两个省对口一个省，而这次对口支援是举全国之力，一个省甚至几个省对口援助一个地州，资金力度更大。
3月底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后，19个支援省市先后派出代表团赴新疆考察。根据各省市机关报的报道，2011年至2015年，北京市将拿出72亿多元资金，支援和田地区和兵团农十四师发展，江西省安排对口支援资金约10亿元，河北安排18亿元资金，广东省及深圳市将安排资金96亿元对口援建喀什地区“两市三县”。
在产业政策方面，中央对新疆困难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适当增加建设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占用未利用地指标；同时，适当放宽在新疆具备资源优势、在本地区和周边地区有市场需求行业的准入限制，鼓励其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在杨开忠看来，新疆的区位决定了其不能像东部沿海省份一样，走低成本发展道路，而是要依靠其特色的人文、自然资源打造特色产业。
魏后凯则表示，根据新疆的资源禀赋，可以在煤炭、铁矿石、油气、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深加工的基础上，发展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以及农畜产品深加工，拉长工业链条。此外，文化旅游产业也是其特色优势产业。
在对外开放上，此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要从战略层面扩大新疆内外开放，努力打造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杨开忠认为，强调对内对外开放的统筹，基于新疆的特殊区位优势，发挥其对西开放、对中亚、欧洲开放的枢纽作用，促进边境贸易的进一步转型。
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表示，新疆要充分利用新疆沿边沿桥开放的地缘、口岸和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优势，主动吸引和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发展面向周边国家的外向型产业，主动加强建设与内地及周边国家进行能源资源互补为主的深层次合作。同时，要加快建设一批对外开放经济区，努力使其享受特殊政策。
今年“两会”期间，曾有新疆代表提出设立喀什经济特区的提案，将扩大新疆喀什向西开放纳入国家沿边开放的整体战略之中。
尽管新疆区域振兴规划尚未出台，4月底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2009年西部大开发进展情况和2010年工作安排的通知》透露出类似的可能。通知称，今年“将积极推动广西东兴、云南瑞丽、新疆喀什、内蒙古满洲里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编制西部地区沿边开发开放规划”。
中国社科院魏后凯曾提过类似建议。他认为，由于区位发展优势不同，东部沿海地区最初的开放以加工贸易为主，西部则以边境贸易为主，定位、发展模式、开放模式都应该不一样。
他建议，可以依托过去的边境口岸，在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基础上，给予更大的权限、更优惠的政策、更开放灵活的措施，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除了新疆，广西、内蒙古也是有条件的。”
魏后凯同时表示，尽管他反对中央对一个省区一个省区的谈判政策，但是此次出台的针对新疆的扶持政策并不适合简单类推到其他省市，“新疆和西藏比较特殊，需要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即使是新疆，也要进行差别化，针对不同的类型区域分别给予不同的政策措施。
杨开忠也表示，现在中央采取的是一省一策，考虑的是发展的独特性。新疆在中国是有特殊地位的，除了一般性的开放、发展民营经济这种普适性政策，对口支援这样的政策不能推广。
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闭幕会上，无论是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北京市市长郭金龙，还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蒋洁敏，都在发言中表明“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做好新疆工作。
这样的表态集中于一个省份，实属隆重。一位少数民族地区官员说，中央全方位给予新疆特殊而重大的支持，“我们很羡慕”。不过，他们也自知，这样的支持并不具普遍意义。
拯救欧元为时尚早
除非欧元出现或接近历史性低位，否则欧洲央行出手干预的可能性较小
□ 本刊记者 张环宇 | 文
在
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ESM）推出后，欧元区的紧张气氛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5月26日，受西班牙银行业巨头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债务清偿出现困难和中国计划降低欧元投资传言消息影响，欧元兑美元汇率数次逼近1.2200美元的四年低点。
在之后一个交易日，中国外管局否认了评估所持欧元债券的报道，并称“中国外汇储备作为负责任的长期投资者，始终坚持分散化投资原则，欧洲市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外汇储备最主要的投资市场之一。”在这一消息刺激下，欧元兑美元汇率一度出现接近1.5%的反弹。
年初至今，欧元兑美元已经持续下跌近14％。即使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庞大的稳定计划推出后，欧元汇率仍不时出现大幅波动，不时传出的负面消息令投资者疑虑难消。尽管IMF和欧洲央行的诸多人士力挺欧元，但效果并不明显。
5月25日，IMF总裁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公开表示，欧盟当前的财政危机不会对欧元构成威胁，而且短期压力正在减轻，相信市场大幅波动的状况将在2010年剩余时间里得到缓和。
此前一周，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接受采访时称，欧元并没有身处险境，仍然是一个可靠的货币。目前，市场的走势受到投资者情绪和对冲基金这类投机机构的综合影响。尽管特里谢未对欧洲央行是否会干预汇市做出评论，但人们对此的乐观预期，将支撑欧元汇率在后来三天保持稳定。
欧元弱势反弹
在很多交易员看来，欧元年内仍会保持弱势，即使偶有反弹，也很难出现逆转行情。现今，欧元区内财政政策分散和经济增长分化问题暂时难以真正改变。危机前，由于预算、工资制度、价格等地区性的差别以及纠正机制的缺乏，欧元区内“搭便车”现象非常明显。欧洲诸国能否迅速削减开支，恢复财政平衡，并重获市场信任？在更加严格的财政纪律前，又如何能保持经济增速？这些问题，看似并无答案。
对于后一个问题，美银美林欧洲经济学家霍格尔•施米丁（Holger Schmieding）认为，尽管欧洲国家面临着更加严格的财政约束，但这对整体经济增速的影响并不大。据他测算，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受到的影响较为明显，但对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三驾“欧洲马车”，影响非常小。总体上，财政紧缩对欧洲整体经济的影响可能仅有0.35个百分点。
弱势欧元也在帮助修补财政紧缩带来的“窟窿”，施米丁称，到今年5月，欧元区实际有效汇率已经从2009年的平均水平下滑了9％。这将帮助欧元区经济在2011年增长0.9％，并足以抵消财政紧缩带来的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欧猪五国”的局部风险仍随时可能出现，这带给投资者继续看空欧元的理由。近期欧元的单边走势，和层出不穷的负面消息，使得干预欧元的呼声日渐强烈。
欧洲央行第一次入场干预欧元汇率发生在2000年9月。当时，稚嫩的欧元一度跌至0.8440美元，比欧元诞生时下跌了27％。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日本央行联手对国际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英国、加拿大等国央行也一旁协力。在此扶持下，欧元开始走稳，此后，其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的地位方得巩固。
对于欧洲央行再度入场干预欧元汇率的传闻，欧洲央行的反馈信息有限。欧洲央行委员诺沃特尼近期在一篇专栏文章中称，尽管不大希望看到欧元汇价过于波动，但为了提振欧元汇率而入市干预不是欧洲央行一贯的作风。同时，他还强调，欧元最近的跌势还没有到引起欧洲央行担忧的程度，目前欧元汇率仍处于历史波动区间内。
“虽然传闻十分强烈，但从欧洲央行近期的言论上看，还看不到要入场干预的迹象。”瑞银集团外汇分析师Beat Siegenthaler称。
他认为，欧元近期发生的反弹，更多是做空头寸过度所引发的回抽，并非欧洲央行将要进行市场干预的前兆。美元的结构性趋势仍然在延续之中，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更多暴露在债券市场，而非外汇市场。而且，欧元交易仍然处于历史的平均价格区间，尚未探低到欧洲央行必须入场干预的地步。”Siegenthaler称。
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认为，欧洲央行进场干预汇率有三个条件，或者当前的经济基本面比汇率反映的更强，或者通胀的风险变得更加明显，而且应该采用联合干预的方式。“但欧洲央行近期的行动表明，他们对基本面的判断仍是相当疲弱的。欧洲央行目前更担心的是通缩而不是通胀。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干预的可能性很小。”比特5月26日在北京对本刊记者表示。
“欧元先生”
十年前，在被问及欧洲央行对欧元汇率进行市场干预的过程时，时任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诙谐地称，“‘欧元先生’才是欧洲央行的真正行长”，只有他才能决定“什么情况下以何种力度进行干预”。
但究竟谁才是“欧元先生”？毫无疑问，欧洲央行是欧元区汇率政策的执行者，作为欧洲央行行长的特里谢是现在最有可能成为“欧元先生”的人。欧元集团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的观点，却代表了一种解释。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容克称，欧元汇率的变动决策至少要获得欧元区财长们的支持。如果“欧元先生”真的是欧元区的财长们，那情况可能会很糟糕。
在汇率政策上，欧元区各国财长的意见经常“打架”。对于出口大国德国来说，保持一个略显强势的货币，无疑是自身利益的体现。而对于那些竞争力偏弱的国家，则更希望看到一个弱势的欧元，以帮助他们实现出口的增长。
5月1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下议院发表关于欧元拯救计划的讲话时称，欧元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当前的形势是欧洲数十年来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欧元“生死存亡”的关头已经到来。但这一呼吁却应者寥寥。5月20日，欧元集团主席容克在被问及是否应立即行动干预欧元汇率下跌时称，“还不必马上采取行动”。
欧元贬值的过程，对出口国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但如果放至整个区域，却也不乏益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欧元贬值10％将给欧元区经济带来可观提振，同时又不会给美国造成太大冲击。其测算结果显示，若欧元贸易加权汇率一次性下调10％，将使贬值后第三年的欧元区GDP较基线预测水平提升1.7％。而欧元贬值后的第三年，美国和日本的GDP仅比基线预测收缩0.2％。
巴克莱资本首席欧洲经济学家朱立安•卡罗（Julian Callow）认为，欧洲央行很少真正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实质性干预会在欧元出现或接近历史性低位的情况下实行，如2000年那一次。但如果欧元表现出过大的波动性，欧洲央行往往会采取口头干预。这也正是近期这类猜测愈发强烈的原因。
“但在很多欧元区的官员看来，虽然欧元急剧下跌，但目前的汇率水平仍处于真实价值区间。且在通胀压力受到限制的时刻，弱势欧元可以对经济产生额外刺激。”克劳称，即使口头干预真的出现，欧元区各国在欧元真实价值判断上存在的分歧，也会令效果减弱。
经济学家
何为央行独立
□ 贝克尔 | 文
对中央银行施加控制的政府，通常滥用权力增加货币供给，制造通胀，这又使政府对货币持有者征收“铸币税”，从而增加政府的收入。这引发了人们对央行独立性的理性支持。
对于中央银行应具备独立性，我不持异议。但是，央行完全独立于政府，也并非可欲之事，因为央行也会滥用权力。
独立的法官和独立的央行经常相提并论。但这种类比既不全面，也不贴切。最高法院可以做出令政治家不快的决定。例如，最近它推翻了“大企业在选举中捐款属违宪”的判决，这未能直接反映总统或国会的管治政策。对此，奥巴马总统已公开批评，并表示反对。
但是，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导致了通胀或失业，执政党就会受到指责。这是因为，选民分不清，这到底是央行的所作所为导致，还是应归因于总统和立法机关的决定。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早在40多年前就撰文反对美联储或其他央行应完全独立的观点，因为这会给银行高层太多的权力。他也反对中央银行完全沦为政府工具的观点，因为政治领导人会为短期利益而误用央行的权力。
他的药方是制定一个货币规则，例如货币供给量增速固定不变。这种规则可使很多央行的诸多重要决策彻底自动化，并独立于央行负责人和政府官员的意愿。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相联系。
即使中央银行严格遵照某种规则来制定利率和货币供应政策，定期评估其实施效果很有必要。在金融危机中，央行不太可能执行固定的规则，因而评估央行机动决策的效果也很有必要。
这就是我部分而不是完全支持央行独立于立法和行政监管的原因。这种监管使央行的头脑们在公开场合证明自己。央行定期向立法部门的委员会提交报告，这有助于暴露央行所犯的错误，中央银行家的决策也会更谨慎，并不得不在公开讲坛上证明自己的清白。
美国的做法，对美联储的独立和监管而言，是一种合理妥协。总统任命联邦储备委员会七名委员，并经参议院同意，七名委员任职达14年。在其任期届满前，无论是总统还是参议院，都无权因不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撤换任何一个委员。
总统任命其中一位做美联储主席——美联储最有权力的职位，当然这也要经过参议院批准。美联储主席任期四年，并可连任。他必须每两年向国会报告美联储的政策，有时还被要求到国会委员会前作证。他还要和财政部经常合作，就像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中那样。
一些批评认为，美联储过度独立于议会和总统。正是在这种思路下，2009年，来自田纳西州的联邦众议员罗恩•保罗抛出法案，要求国会对美联储实行更严格的监管。也有一些人认为，美联储及其他央行与政府的关系太暧昧了，以致中央银行家严重受制于政治压力，以符合短期的政治意愿。
面对这种意见对立，解决之道在于毫不迟疑地把美联储决策公开化。央行的保密，与其说是一种资产，不如说是对商人和消费者的障碍。中央银行的决策，对商人和消费者的投资及其他决策影响甚大。为了使公共信息效益最大化，只要可行，中央银行就应按众所周知的利率和货币供应规则办事，而这与通胀和经济疲软的程度清晰相关。
在这种情势下，现行关于美联储主席及其他委员的任期、美联储主席定期向议会报告等法律，都会奏效。如果有一种规则，能把央行在危机中的自由裁量权与国会的监管相联结，美联储照此行事，央行的独立性与国会的监控就会相得益彰。
作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专栏
通胀风险不容低估
□ 黄益平 | 文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加剧，给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增添了新的变数。这让本来就对刺激政策退出犹豫不决的决策者坚定了防范经济下行风险的决心，市场上已在猜测政府即将退出紧缩政策，但当前真正值得担忧的却是越来越严重的通胀风险。
周期因素：
增长、工资与流动性
尽管今年头四个月的CPI水平仍然相对温和，经济增长、食品价格、工资变化和流动性状况等却无一例外地指向日渐高涨的通胀风险。而迟迟不调整货币政策，最终可能令通胀由风险变成现实。即使CPI不迅速增长，一旦流动性都押到资产市场上，后果恐怕更加堪忧。
第一，中国经济已明显出现过热的症状。中国GDP增长反弹，从2009年二季度就开始了。中国经济首先摆脱增长减速，主要得益于政府雷厉风行的刺激手段。GDP同比增长率从去年一季度的6.2％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11.9％，今年没有人再讨论能不能“保八”的问题。
经济专家们对11.9％的增长率是否太高有争论，有的说因为去年基数比较低，今年高一些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对季节性做了调整的环比增速已达到12.2％。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每当GDP增长超过12％，中国经济总会出现一些过热的症状。
第二，食品价格上升其实是非常值得担忧的现象。今年4月CPI同比增长2.8％，低于央行对全年3％的预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担心的，但去年10月份CPI还是个负数，现在已接近3％，上升速度非常快。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下去，中国很快将面对非常严重的通胀问题。
一些专家指出，4月的通胀主要是带有季节性的食品价格造成的，因此不一定会导致普遍的通胀风险。不过，中国1988年、1994年和2004年的通胀，无一不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开始的。同样，在2007年，“一头猪搅乱了通胀局面”。因此应该高度重视食品价格带来的风险。
第三，工资普遍上升可能造成新的通胀压力。去年经济反弹实在是意料之中的，忽然出现民工短缺却在意料之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仅仅看到基础设施项目是资本密集型的，没有想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却是劳动密集型的。去年春节时我们还在担心有多少农民工失去了工作，转眼间就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问题。
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直接结果是工资水平大幅上涨。据农业部调查的数据，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4％，远远超过了GDP增长的速度。今年年初，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有的增长幅度甚至超过了20％。工资上升，收入增加，对通胀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流动性十分宽松的状况迄今没有显著改善。我和王勋、华秀萍所做的统计分析表明，决定中国通胀水平的因素，最重要的有两个：过剩流动性和剩余产能。去年流动性非常充裕，但价格没有上升，主要是被剩余产能遏制住了。今年剩余产能已经减少甚至消失，如果过多的流动性不改变，CPI可能高达7.5％。
当然，央行其实已在回笼流动性，今年以来存款准备金比例已上调了三次，但对流动性状况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不是非常清楚。不过，央票收益率往下走，确实值得引起重视。今年新增贷款的目标虽然低于去年，但新增贷款即使被控制在7.5万亿元，也已经是通常年份的150％。
结构因素：
要素价格与人口转型
中国的通胀风险绝不仅仅是个周期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个结构性的现象。随着要素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转型，中国很有可能由经济奇迹走向常规增长。未来经济依然可能保持十分强劲的势头，但增长速度会比现在略低，通货膨胀则会比现在略高。
30年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当数重新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中国向自由市场体制的回归极大地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创造了林毅夫等学者所称的“中国奇迹”。30年来，年均GDP增长率保持在10％，这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但中国市场化改革并不彻底。一方面，产品市场几乎已全面放开，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却依然扭曲严重。以资本市场为例，不仅货币币值被低估，同时国内金融抑制也十分严重，与名义GDP的增长潜力相比，无论是贷款利率还是长期国债收益率，均表明资本价格过低。
生产成本低估同样发生在土地、资源等要素市场。根据我和陶坤玉的分析，要素市场的扭曲压低了生产成本，相当于给生产者、出口商和投资者提供了变相的补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方面经济增长十分强劲，同时结构性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所幸的是，改革要素市场的努力已经开始。
另一个重要的趋势性变化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即劳动力供给逐步由过剩转向短缺。过剩劳动力源源不断地由农村流向城市，也是过去中国生产率快速提高的重要原因。但这一切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城乡工资迅速上升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终结。
多数学者认同刘易斯转折点的重要意义，但不同意这一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既然官方数据表明农村人口还高达3.5亿，刘易斯转折点还很遥远。我的看法与蔡昉及其同事的看法比较接近：官方数据高估了未来城乡移民的潜力。
简单地说，根据农村的调查数据推断，目前在城里的农民工数量比一般认为的1.5亿起码要多出9000万，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并没有官方数据统计的那么多。其实，在大部分中部和西部省份的农村，已经没有太多的年轻人，剩下的更多的是老弱病残了。
要素市场改革和刘易斯转折点将带给中国意义深远的变化，而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恰恰是抬高价格水平。过去十年，中国CPI的平均水平只有1％，而日本和韩国在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十年里，CPI平均都达到5％-6％。中国未来的价格水平也会抬头。
政策选择：
加息、升值和控制流动性
既然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都指向通胀风险的积聚，政策选择的方向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可能是决策层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存有分歧，比如2.8％的CPI究竟有风险还是没有风险？欧元区的危机也确实给中国经济前景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自从本世纪初以来，学者余永定一直建议中国实行“紧货币、宽财政”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我对此非常赞同，这一建议今天依然适用。“宽财政”就是说财政政策可以保持积极的态势，帮助减少周期性因素的冲击，同时也辅助经济结构转型。一旦世界经济再次探底，财政仍然可以支持经济增长。
而“紧货币”的目的既是为了防范通胀风险，更是为了控制金融风险。今年年初以来，央行已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1.5个百分点，但流动性状况似乎改变不大。而市场利率没有上升，说明流动过多的现象并没有改变。如果真的要控制通胀，调控的力度要增强。
中国央行一般对动用利率工具十分谨慎，今年也不例外。一个主要考虑是如果美联储利率不动，中国上调利率势必将进一步增加热钱的流入，从而增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是我们究竟能否等待与美联储一起同步调整利率政策呢？难度非常大。中国存款利率已为负数，美国却还在为接近两位数的失业率挠头。
当然，反对加息还有其他理由。比如，由于各种制度性的原因，利率调整的效果远不如流动性控制来得直接。再如，利率政策调整的象征性意义较大，如果央行加息，全世界的投资者都会密切关注。而如果实行“窗口指导”，外界很难具体获知政策调整的真实意义。
最受全世界瞩目的非人民币汇率莫属，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最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理由有许多条，比如避免贸易战、调整经济结构和降低市场风险。但现在人民币汇率改革一拖再拖，盖特纳延迟了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结束了，人民币汇率政策却依然一动不如一静。
究其原因，不外是担心升值后出口受到影响，增加新的失业；担心世界经济再次滑坡，累及国内经济增长；担心在美国压力下调整汇率，在政治上失分；或担心鼓励升值预期，进一步导致“热钱”流入国内。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但担忧过多也让中国失去了许多改革的良机。而这个改革是绕不过去的。
最后一种可能情形是，也许通胀不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风险，这样货币政策紧缩便无必要。但问题是，通胀风险上升，货币政策应该做些调整。一旦通胀水平不上涨但形成资产泡沫，也许就更危险。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尽早适当地调整利率、汇率和流动性，是降低未来风险的上策。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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