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世界工厂”与政府角色

　　上周末，我访问了重庆。我发现，随着重庆逐步与其他海外市场建立起畅通的航空物流通道，电脑、手机、电子书等产品的制造商，越来越多地把代工企业从东南沿海搬到重庆来。

　　这些代工企业的利润率特别低，对成本特别敏感，劳动力成本或者别的成本要素的轻微变动，都可能影响其工厂选址。重庆不仅劳动力便宜，而且还能提供优质的工程专业大学毕业生，以及较好的配套支持产业。

　　重庆市政府明白地理位置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并逐步创造优良的环境，吸引一些关键的生产厂家。更让我惊讶的是，重庆市已意识到，供应链不仅仅体现在私营部门的生产制造环节，而且政府服务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流水作业线是由亨利•福特发明的。他发现，如果让一个工人专注于一条流水生产线的某个环节，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近些年，许多制造企业沿用这一思路，实施上游整合或下游兼并，以控制整个供应链，乃至分销渠道。

　　像雀巢这样的公司，它们控制了众多的生产品牌，并在全球搭建起了生产链条。像丰田这样的汽车生产商，过去曾完美地推行过精益生产方式，在保持快速、有效生产汽车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库存。汽车生产商往往还有许多支持性的零部件生产商，它们很容易形成产业集群。一些汽车生产商甚至控制了分销环节，并控制了整个供应链。

　　上述实例表明了全球贸易中，网络的重要性。概言之，各个城市其实正是这些贸易、生产和分销网络中的节点而已。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发展起了“一市一品”的模式，比如电池城、打火机城，它们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专注某一细分产业，形成集群，容易在多个环节都取得规模经济效应—设计、生产、组装、研发乃至分销。

　　但是，供应链经济并非自然形成，政府在其中责任重大。在中国，各地政府对产业的竞争，使各种供应链越来越高效，因为这些城市为了塑造竞争力，不仅要在当地提供优质的硬件基础设施，还要减少政府干预，降低那些干扰供应链运行的行政成本。

　　降低税收、提高通关效率、改善检查和执法行动效率，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反过来私营部门和政府都会受益。如果一些产品在生产出来后能在24小时内完成通关手续并航运出去，中国供应链的竞争力将几乎无人能及。

　　供应链成功的关键在于能按市场需要的款式、数量和质量，快速地设计、生产并交付给客户。那些没有足够客户群的供应链显然缺乏竞争力，只有死路一条。

　　人们逐步认识到，政府公共服务其实也是一条以市民为客户的供应链。问题在于：政府服务如何能够快速、高效、低成本、高透明度，并且可靠地交付给市民使用？答案在于建立一种通常的反馈渠道来及时监测市民的需求。

　　显而易见，重庆市政府了解市民想要的是较高的安全感、较低的犯罪率、良好的居住环境。这也是打黑行动的重要动因。

　　教育和终身培训也是一个供应链。许多教育体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其设计者没有明白教育培训的本质并不是在于给学生发各种证书，而是持续地培养学生，使其能够追赶上就业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

　　显然，仅仅语言培训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增加那些市场亟需的技能培训内容。因此，企业雇主应该在大学、技术院校和培训机构的课程设计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如果一个城市拥有供应链市场所需要的技术人才，那么它就会有较低的失业率、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这方面，重庆做得非常好。

　　作者为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