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法兰克·纽曼在五年的任职时间里，不仅改变了一家企业，还和他的同伴一起助推了中国金融业改革。
虽然外资金融机构只能持有20%的股权，但是通过派驻高管，它们还是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了中国金融企业，而前深发展董事长兼CEO法兰克·纽曼无疑是这些
纽曼是由曾经掌握深发展20%股份的风险投资者新桥资本派驻，同是在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2005年，另外两位与花旗银行渊源颇深的银行家也来到中国。5年之后，他们所服务的金融机构以及他们自身的命运，都发生了交织与变化。
深发展如今已经被一些国内分析师认为是“价值最被低估的上市银行”。成为新行长的，是同样在5年前从花旗来到中国的理查德·杰克逊，他此前的身份是平安银行行长，因为新桥将股份出售给平安银行而上任。一个月以后，最后一位花旗空降兵广发银行行长辛迈豪也将结束自己在广发银行的工作，回到花旗银行任职。
纽曼与辛迈豪在履任之初都将人事调整作为改革的信号，有别于国内银行家们温情脉脉的管理模式。纽曼上任之初就裁撤了超过30位银行中层，这样的强势举措让银行的中国同事们意识到改革的力度。辛迈豪为了推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在接手之初也进行了同样的举措。
在新桥入主的5年中，深发展经历了一个平稳发展的过程。2005年，深发展主营业务收入85亿人民币，净利润3.5亿，资本充足率只有3.7%。而2009年，这些数据分别为41亿，16亿和8.66%。主营业务不增反减，是因为纽曼在深发展做的首先是减法：退出没有优势和不看好的行业，退出不明白和非主营的行业。
纽曼还重塑了深发展的零售业务，借助外脑进行零售业务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在刚刚担任深发展董事长时，纽曼就要求深发展售出了手中所有美国次级债相关的债券；金融危机前夕，多家华尔街金融机构游说深发展重新进行这项投资，也被纽曼拒绝了。
对于政府和大型国企的贷款业务在这几年里也已经不是深发展的业务重点。反之，纽曼在国内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供应链金融”概念，将深发展的业务重心转移到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和供应链贷款。
“现在对我来说，是时候步入新的阶段了。”法兰克·纽曼在给全体员工的卸任信中说。的确，现在是该步入新的阶段了。
始于2005年的改革
01 引入外资
按照剥离和核销不良资产、财务重组、财政或外汇注资之后，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成功引入美洲银行等战略投资者，自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路线图浮出水面。到2005年10月末，共有19家境外金融机构入股16家中资银行，外资投资入股国内银行的金额已超过165亿美元，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15%左右。其中有100余亿美元的股权交易发生在2005年，近60%来自国有银行中行和建行的战略投资者。但是，围绕国有银行是否“贱卖”和外资入股是否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的问题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
02 产品创新
2005年，央行推出了远期、掉期、不涉及利率的掉期和远期结售汇等多种产品和安排，随着外汇市场做市商制度推出，即期交易中的询价制度也在2006年元月推出。
03 上市
根据当时的改革方案，四家已经实施股份制改革的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财务重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后，先后在境内外资本市场公开发行上市，成为国家控股的公众企业。其中，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于2005年率先在香港上市，2006年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又分别在香港、上海两地成功上市，开创了我国银行业“A股+H股”上市模式之先河，2007年，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又先后顺利回归A股市场，为“公开发行上市”这一股份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划上了圆满句号。
04 混业出现
2005年银行基金公司的诞生既是基金业最亮的热点，也是银行业前所未有的大事件。尽管光大银行、中信银行早就已拥有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但以国有商业银行名义设立基金公司在中国还是头一遭。而三家公司设立的基金公司都引进了“洋股东”这一共性也反映了这一点，工商银行瑞信基金的合作方是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交通银行施罗德基金的外方东家是施罗德集团、建设银行信安基金外资股东是美国信安集团。外方股东的进入也说明了当时中国银行业的开放程度已经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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