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一个重大的“世界的时间”到来的时候,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该警惕地寻找自己的方位,去判断自己到底是身处其中,还是置身事外。
前日参观上海世博会,行走在浦西展区时,突然望见一片矮平的老工厂车间。这片建筑物在时尚张扬的会馆之中显得非常的平凡和不
起眼。然而,正是在这里,我发现了“世界的时间”。这是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发明的一个历史概念。按他的观点,我们如果将时间划分为各种各样的时段,并使之条理化,将能够推导出一种世界规模的经验时间,它不是人类历史的总和,但却是人类进步的一种逻辑性体现。
我眼前的这群建筑物是江南造船总厂的旧址,此厂创建于1865年,旧名“江南制造总局”。它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开展洋务运动的标志性工程,为晚清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当李鸿章等人在黄浦江边筹建江南制造总局之时,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其时,美国的南北战争刚刚结束,一个“新大陆”将在北美崛起;西乡隆盛在鹿儿岛筹划北上擒王,日本即将拉开明治维新的序幕;普鲁士的“铁血首相”俾斯麦雄心勃勃地要统一德国;英国的经济学家们为建立金本位制度在进行最后的论证和说服工作。
也就是说,那是全球现代化和世界秩序重建的关键时刻,而中国似乎并没有被甩得很远。接着,我们就可以用“准历史学家”询问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国洋务运动失败了,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及德国的经济崛起却成功了?
回到眼前的2010年,英国和日本已经完成了各自的辉煌时光,德国成为新欧洲的经济中心,美国的全球霸权似乎仍然没有终结的迹象。而历经百劫的中国,又回到了舞台中心,上海世界博览会似乎是一个新的“世界的时间”。
这种的大跨度回望,是让人感慨万分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观察,“世界的时间”不可能渗透到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在一张简化了的世界地图上,很多地点是无声无息的空白。如果把中国当成一个单独的大陆,我们不妨画四条线,东边是整个太平洋西海岸,北边是长城,西边是沙漠与喜马拉雅山脉,南边是从海南岛到广西的热带丛林,这样,中国就被“设定”在一个四边形里。我们会发现,在两千年的漫长时间段中,在这四边形中,唯有边缘地带真正按“世界的时间”生活,接受世界的贸易和节奏。
换而言之,如果在一个重大的“世界的时间”到来的时候,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该警惕地寻找自己的方位,去判断自己到底是身处其中,还是置身事外。
那么,当世博会在上海举办的今日,“世界的时间”正滴滴答答地走向何方?
就产业经济而言,最重要的事件是环保产业的隆隆兴起,各种新技术和新能源的发明、运用将让企业竞争力被彻底重构;此外,互联网革命仍然在激烈地变革之中,特别是电子商务的日渐成熟将更深刻地改变商业运行的规律,在一个新的、基础于云计算的平台上,国家经济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都可能被重新评估。
就地缘经济而言,欧盟的经验为全球各地缘区的利益和秩序重构提出了新的思路,在亚洲地区,即将进入实质性运转的东协组织很可能会产生前所未见的格局。
就政治文明而言,人类对民主和自由的思考显然也进入到了新的层面,历史并没有如福山所预料的那样轻易地“终结”,而熊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所提出的“菁英竞争式民主理论”看来也已经破产,政治家的平民化让公共事务不再与普通民众无关。
这都是一些“世界的时间”,在这些领域中,中国处在怎样的地位和呈现怎样的状态,将决定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命运。
当我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说实话,我有特别的焦虑和无力感。在世界历史的宏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商业和公民社会的衍变,是一件十分有趣而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是两个各自有着轴心的车轮,它们偶尔有交集,但紧接着就以激烈的方式相互排斥,它们对彼此的好奇都被蒙上了神秘的气息。
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你没有与时俱进,那么,即便身处在一个伟大的“世界的时间”里,你仍然可能只是一个“无声无息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