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最低工资增长幅度一览。
从今年5月1日起，广东省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升幅超过20%。而今年4月份，浙江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进行一轮上调，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1100元、980元、900元、800元四档，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调整为9.0元、8.0元、7.3元、6.
5元四档。此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增幅在15%左右。
浙江企业正密切关注这股涨薪潮带来的后续影响。
浙江企业早就涨了 “这个我们有心理预期。”问起“涨薪潮”的传递影响，义乌琪琳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义乌玩具协会会长楼其进这样告诉记者。年初，义乌的工人薪资已经涨过一波，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能达到1500元左右。在义乌,1000元以下的月薪根本招不到工人。
和义乌一样，新昌轮毂生产企业
万丰奥威董秘吴延坤也告诉记者，新昌制造企业的普通工人薪资基本在1000元以上。
身为一家机械加工类企业负责人的黄建敏，也一直关注涨薪消息。他认为，机械加
工行业的毛利率大致在15%左右，这也支撑起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在我们企业，普通一线工人不需要怎么加班，月薪就能达到2000元左右。”他告诉记者。
“杭州执行的是最高标准1100元，而一些服务行业的工资则达到了1500元以上。”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主任向华明告诉记者。据温州一家职业介绍中心统计，今年当地多数工厂的工资已上涨了20%。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浙一带，工人的工资主要还是由市场决定。比如，今年年初因为义乌企业订单明显增长，劳动力相对紧缺，企业就纷纷通过提薪来吸引劳动力。
有关专家表示，随着转型升级进程加快，不少浙江的制造企业，借助生产和营销渠道的融合，掌握着一定的产品定价权，明显有别于单纯的OEM企业，这也是浙江地区工人薪资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大背景。
“除了薪资，福利也是一方面。”黄建敏表示，以他们工厂为例，除了给员工缴纳社保，还在厂区建设免费宿舍、引进超市，开展一些文娱活动。“一个员工每月收入2000元，他还能存下1000元。”黄建敏表示，要留住员工，必须先留住员工的心。
“涨薪潮”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 “涨薪是一种趋势，浙江的制造企业不会置身事外。” 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分析。
“这一轮企业涨薪，会比较快地传递到其他制造型企业。”史晋川分析，这种传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地区上的，从珠三角向长三角的制造企业传导；还有一种是从大企业逐渐向中小型的OEM企业传导。
不过，在他看来，一轮“涨薪潮”在企业内的扩散对企业来说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成本的压力会迫使这些制造企业去转型，逼迫这些制造企业去做技术创新，将自己的产品向价值链的更高端去延伸，寻找到自己赖以竞争的新优势。”
西湖电子集团新闻发言人张平表示，他们早就看到了工资等成本上涨的趋势，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研发更加新型、附加值更高的电子产品；考虑将制造外包，自身转向利润更高的研发、品牌等领域。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的背景下，转型是必然的。”楼其进说，他给自己的琪琳玩具公司转型设想是，逐渐转移加工厂，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新产品的研发和国内玩具品牌的营造上去。
史晋川指出，在一批企业尝试技术转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企业完成不了技术创新，则会考虑将工厂向生产要素更廉价的西部、北部迁移。
一些专家注意到，工资增长是实现提振消费，减轻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的先决条件。提高中国普通打工者的收入，是鼓励他们减少储蓄、增加支出的最佳途径，而这将引发经济结构更深层次的调整。（记者 夏芬娟 徐园 ）
多省市调高最低工资 今年以来，自江苏省在全国率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也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
今年2月起，江苏月最低工资按地区差别分三类调整：一类地区从850元调整到960元，二类地区从700元调整到790元，三类地区从590元调整到670元。
而从4月1日开始，上海也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
上海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将从960元调整为11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从8元调整为9元。目前，上海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位列全国之首。
广东今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升幅度超过20%，升幅超过往年。根据广东省发布的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第二类标准为920元/月，增幅为19.5%；第三类标准为810元/月，增幅为20.9%；第四类标准为710元/月，增幅为22.4%；第五类标准为660元/月，增幅为24.5%。（据人民日报）
光“保底”，还不够 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听多了这方面“负面新闻”的眼下，总能让人心头一暖。
欣喜之余，我们还得把眼睛再睁大些：其一，最低工资标准是给工人“保底”的，不能当成了实际发放标准；其二，不能排除个别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实际工资，还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标准，因为宏观的统计数字常会让他们的收入“被提高”。
在采访一些企业主时，记者至今还能听到他们这样的说法：自己投资并承担企业经营风险，收益怎么分，别人没有说话的份儿。工人干活拿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分享企业增长的财富。
企业主在收入分配博弈中有优势地位，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力量分散，不具备利益博弈特别是工资议价能力，如果再缺少表达诉求、维护自身权利的渠道，他们的情境可以想像。
降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权重，增加工资在收入分配中的权重，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的观点，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是由市场竞争机制和政府行政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想撬动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政府必须通过社会政策、经济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进行市场干预。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仅仅是调整收入分配的举措之一，还需要更多的政策“组合拳”。比如，推动企业与工人开展集体协商，通过集体协商确定工资增长的合理比例，并在休假、高温津贴、社保方面为工人争取更多权益，使工人待遇与企业利润同步增长。比如，利用税收等优惠政策上，给予企业消化工资成本增长的消化途径，等等。
其实，工人工资增长，对企业发展积极有利。以工资增长为核心的集体谈判制度能建立，一线工人工资增长，工人积极性高涨，生产效率空前提高，即使遭遇“用工荒”，企业的生产也可以照样有条不紊。（ 陈纪蔚） (来源：浙江日报)
(责任编辑：何哲)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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