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南北经济差距大 改善收入成最大民心工程

瞭望2010024期：兴疆聚变
《瞭望》文章：兴疆聚变
　　2010年的新疆，再次站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5月中旬，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之时，本刊记者行走天山南北，细心聆听这片美丽而辽阔土地又一次崛起前那蕴藏于大地深处的轰鸣声……

　　在乌鲁木齐熙熙攘攘的二道桥市 场，在喀什雨后夕阳照耀下的高台民居上，在滚滚不息的叶尔羌河边，在一望无垠的团场棉花条田里，在塔斯提河边高高耸立的小白杨哨所旁……记者遇到的每一位新疆同胞，不论是什么民族，都会在言谈深处流露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她繁荣富强的满眼热望。

　　一位南疆干部告诉记者，当他坐在台下，听到张春贤书记用新疆方言说自己要做新疆各族人民的“儿子娃娃”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要下决心融入新疆，融入新疆各族人民，为新疆各族人民奉献自己，我们心中此时此地何尝又不是啊。多少年没有听到这样经久不息的掌声了。”

　　新疆，166.5万平方公里，生活着2130.8万各族中华儿女，居住着47个民族，包括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族等13个世居民族。历朝历代，不管中华民族的政治中心是长安还是北京，新疆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始终未变。这就是清朝边疆大吏左宗棠所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现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拉开了新一轮新疆大发展的序幕。在建设热情高涨时刻，需要从战略高度做好三方面的冷静思考：其一，做好新疆工作不仅是新疆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办好新疆的事，既要中央重视，也要地方重视，缺一不可；其二，发展和稳定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辩证关系。做得好相互促进，做不好相互促退。决不是哪个阶段发展压倒一切，哪个阶段稳定压倒一切；其三，发展和稳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千万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发展应该是社会整体的进步。

　　1691年4月，康熙在总结历代治国之策时说，“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在他看来，治国之道不能专恃险阻，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愉悦则边疆自固。而安居乐业的边疆民族，是有生命力、有向心力的万里长城，其坚固程度要远胜以土石堆成的没有生命的长城。(文/健君)

　　《瞭望》文章：十字路口的新疆

　　“新疆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清《新疆图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十二五"期间，全县年均GDP增长25%；"十三五"期间，全县年均GDP增长15.7%，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的目标。”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一个县调研中，当《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看到这组发展目标数据时，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仍然被这种追求跨越式增长的热情所震惊。

　　这意味着这个农业比重高达40%，去年人均GDP仅为全国28%，人均工业产值仅为全国6.3%，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仅为全国26.3%，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62%的国家级贫困县，其GDP总量需要在未来前五年翻两番、后五年再翻一番。

　　事实上，这只是近一个多月来，新疆全区各地州县竞相谋划“跨越式”发展的缩影。类似的热情已经燃遍天山南北。新疆调研期间，本刊记者感受最深的就是两股扑面而来的“热浪”：一面是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鼓舞下政策“春风”劲吹，一面是求发展的新疆干部群众“久旱盼云霓”。

　　但是，“这轮政策最后是春风化雨，让新疆老百姓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幸福感增强，还是仅仅变成了高楼大厦和GDP的增长数字，目标和结果将大相径庭。”一位在新疆生活了近40年的社会发展研究学者，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最为担心的就是，“十年后全疆一算人均GDP，问题和矛盾有可能被平均数掩盖下去了。”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大正向本刊表示了同样的忧虑，“现在一讲发展，兴奋点老是跑到经济发展上，从地方到部门，这个习惯思维很强烈。新疆的发展绝不仅是经济发展。国内外众多案例表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了，并不代表这个地区就能安定。”

　　这位研究边疆问题的智囊人士进一步指出，新疆地区的文化背景与中原文化有较大差异。“因此强调发展，应是社会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基础要发展，政治上层建筑也要发展。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社会权益中，任何一方出现“短板”，都有可能在新疆民族地区被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所蛊惑和利用。

　　“乌鲁木齐"7·5"事件已近一周年了，除了事件是"三股势力"煽动所致，还有民族地区的治理政策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的问题，与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产生了诸多不适应。”一位在南疆任职地委书记的官员直言不讳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7·5”事件后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出台政策大规模对口援疆，就是想通过发展新疆争取民心、赢得民心。“如果政策环境没理顺、民心不稳、民气不顺、民生改善继续滞后于经济发展，那么，在民族地区，更快的GDP增长可能带来的是更大的破坏性效应，失去的是更多的民心。”

　　他特别反感国内一些舆论指责新疆干部“不懂经济只会稳定，所以新疆经济受到制约”。“对于真正高超的政治家，维稳是生命相许，发展是利益相得，生命相许和利益相得哪个重？我把生命都交了出来，还在乎利益大小吗？”

　　因此，“一定要明确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疆，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都是什么。”对于正处在十字路口的新疆，他强调，决策者应当认识清楚新疆在国家长治久安中的战略地位，要明辨清楚当前新疆发展战略的最高目标，更要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策略和手段。“治疆方略，最忌只有政策没有策略，只治肌体不治人心。”

　　应对南北失衡

　　改革开放30年来，不但新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持续拉大，新疆内部各地区间发展差距也在惊人地拉大。本刊记者调研发现，新疆经济重心在北疆，北疆重心在北疆南部沿天山地区的天山北坡经济带，而天山北坡经济带的重心则是以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五家渠市为内容的“乌昌经济一体化”。

　　以2008年数据比较，天山北坡经济带以23.1%的人口承载了54.8%的全疆GDP比重和38.2%的投资比重，其中“乌昌一体化”以17.5%的人口承载了33.5%的全疆GDP和20.5%的全疆投资。相比较，以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构成的南疆三地州，占全疆人口比重的30%，但GDP比重和投资比重分别只有9%和12%。

　　特别是，从2001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形成到2008年，该经济带GDP在全疆比重上升了8.2个百分点，而同期南疆三地州所占比重原地未动。这其中的客观原因在于，除了塔里木油田外，新疆绝大部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产业和大型工业企业都布局在北疆和东疆，资源相对不富集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基础环境制约了南疆、尤其是南疆三地州的发展。

　　不过，自治区政府在制定新疆发展规划上的不同侧重，也是南北发展不均衡的关键原因。一位前南疆某地区政府政策研究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改革开放后，南疆三地州一直是新疆维稳的重心地带，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维稳成为南疆压倒一切的主要任务。“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更是率先发展北疆，南疆主要任务就是不出事。”

　　其结果，新疆原本有限的政策资源和资金资源向北倾斜，使得南疆社会发展协调性越来越脆弱。他指出，相当一个时期，南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大部分依赖本已捉襟见肘的本地资源。“那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南疆发展最苦的时期之一。”最后直到2007年国务院32号文出台后，南疆三地州的社会发展才有了切实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采访中，新疆社科院有关专家深表认同，“新一轮的新疆发展，关键在南疆；南疆的发展，又关键在南疆三地州。只有南疆社会发展进步了，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谈得上新疆整体发展战略的实现。”

　　现在，按照中央部署，南疆各地州都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基本都是经济目标的追求，尤其对工业发展如饥似渴。对此，他格外担忧，“区位劣势、资源禀赋决定了新疆不可能像东部沿海全面开放、大出大进地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决定了南疆不可能像北疆那样以重化工业带动迅速提升经济规模。以绿洲经济和农业经济为主的南疆发展基础差，生态的脆弱和经济潜力的有限，承受不了"GDP挂帅"的发展思路。”

　　因此，无论是新疆还是南疆，跨越式发展如何跨越？向什么目标跨越？缩小什么差距？直接决定着新一轮新疆发展战略目标能否最终实现，能否保障新疆未来的长治久安。

　　最直接的民心工程

　　“新疆的发展首先要让新疆老百姓收到实惠。”马大正认为，新疆跨越式发展的要义在于改善民生，而目前最直接见效的民生工程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对这个问题，新疆各族老百姓意见大极了。新疆20年都没有涨工资了，收入分配过低已经成为影响全疆社会发展和民心稳定的大事。”

　　本刊记者在新疆调研期间，基层反映最强烈的就是过低的工资收入。例如，乌鲁木齐市一位二级教授月收入4000元，同级别内地则超过8000元；和田某乡干部月收入1200元，不到其浙江退休工人父亲养老金的1/2；喀什正处级退休干部只能领到90%的退休金3000多元……新疆生活成本却节节升高，目前一公斤羊肉已接近50元；因为不能像上海那样补贴天然气价，新疆用气价格比上海还要贵。

　　而且，新疆各地州之间的收入也相差悬殊，而且越是基层、越是偏远困难地区，收入越低。以新疆各地州公务员“阳光津贴”为例，乌鲁木齐市干部每年都能拿到2.1万元，其他补助也不减。而喀什地区处级干部只能拿到9000元，科级干部拿8000元，科员拿7000元，其他补助没有。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初级职称拿62元，同样级别在新疆工作拿90多元。”马大正介绍说，“从90年代初开始，新疆的工资优势就逐渐消失了。现在不仅优势消失了，而且远远比不上内地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新疆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已从1978年的全国第六位下降到2008年的第二十三位。其中2008年，新疆平均工资24687元，比全国水平低4542元；新疆建设兵团职工平均工资18772元，比全国水平低10457元。

　　基层长期的低收入和高负荷的工作任务，直接后果就是大量优秀的人才和有技术的年轻劳动力大量从南疆流向北疆，从新疆流向内地。同时，干部职工队伍老龄化和业务水平低的现象严重侵蚀基层组织的有效运转。比如，南疆某县大学生村官平均任职期不足一年；某建设兵团团场年龄最小的职工40岁。

　　一位新疆基层主管干部告诉本刊记者，“新疆干部群众现在是什么情绪？"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是一种发配边疆、世代戍边的感觉。”在他看来，民生工程就是民心工程，“中央应该重视新疆这个边疆民族地区的低收入问题。尤其在"7·5"事件影响下，这已成争取民心、稳定民心的大局考虑。”

　　“拿出一部分钱改善新疆收入分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让新疆人活得有尊严，不需要花多少钱。”他认为，“如果这样的话，人心能不稳吗？新疆能不稳吗？"三股势力"还有存在的基础吗？如果等到事后再补救，原本几百亿就能解决的民心问题，以后几千亿甚至上万亿都未必能解决。”

　　对口援疆的取舍

　　“如果经济发展不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相联系，产生的一定是负效应。”对于当前最大规模的对口援疆，有受访人士反映，新疆人民有喜悦也有不少疑虑。这位主管干部就指出，“新疆老百姓的担心是，对口支援投资那么大、建设那么多，是不是双赢？生产建设和资源开发的收益是更多地留在了新疆，还是资源和收益大部分又流走了？是留下了人才、资金和发展机制，还是留下一大堆混凝土建筑？”

　　《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对此也有所觉察。一家内地大型企业为南疆某贫困县对口援建一所学校，只在本地采购了一些沙子和砖块等最基本的建筑材料，从设计、施工到装修、设施安装全部都由该企业下属的内地建筑公司包工。也就是说援建投资基本全部流回内地，本地有资质的建筑企业没有受益。

　　“新疆大部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专业人才匮乏，生态环境尤其脆弱，至少需要20年以上因地制宜地长期规划和坚定有序地改造开发，才有可能改变基本的发展面貌。”他认为，且不说“输血式”的短期对口援疆不可能完成任务，“造血式”对口支援如果时间过短也难以应对新疆的复杂发展局面。

　　例如，本刊记者在南疆与一位援疆三年的挂职副县长交流中发现，对于自己所在农业贫困县，这位来自东部的干部给出的思路是大力发展工业；如何在当地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区位优势的现状下吸引工业项目落户，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出台比周边县市更优惠的工业发展政策。

　　“我经常跟援疆干部开玩笑，你不是经济发展大师吗？经济发展大师首先应该是发展环境的治理专家，对此国际公认的指标就是政治局势稳定。如果搞经济发展不考虑这个首选条件，等人家把环境治理好了，你再来赚钱，你的本事体现在哪？”一位新疆本地主管干部认为，未来的对口援疆从政策到干部，必须改变运动型、任务式和内地弱势干部“镀金”或曲线进步“跳板”的状态，“这就好比舅舅到外甥家帮忙，能帮就添一把柴，帮不了就躲开。”

　　类似的疑虑还来自此轮对口援疆的时间表。按照中央部署，时间期限为2011年至2020年，十年后怎么办？能不能形成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而且，对口援疆工作的监督和考核目标是什么？是一大堆经济指标，还是社会满意度？为保证援疆工作的动力，奖惩机制又如何建立？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既需要给新疆干部群众解释清楚，又需要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

　　皮亚勒玛乡的石榴

　　本刊记者在南疆调研过程中，一直在寻找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成功的案例。这样的故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地区皮山县皮亚勒玛乡遇上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皮亚勒玛乡是全县最贫穷的乡。全乡3000多人种植17000亩小麦，因为缺水，每亩收成不足100斤，年人均收入不到300元。该乡也是极端宗教和民族分裂势力闹得最凶的乡镇之一。自治区政府原准备将这个自然资源完全枯竭的乡整体搬迁。

　　当时主持工作的一位干部向本刊记者介绍说，老百姓坚决不答应搬，“我说不搬，那就只有一条办法，改变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调整种植结构。”老百姓无奈中同意了，“我说你们现在种地的目的是为了吃粮，为了活命。好，活命的责任我来承担，发展富裕的责任你来干，行不行？大家说行。”

　　1991年，全乡小麦种植面积压缩成5000亩，所缺80万公斤小麦从该县返销粮中解决，另外的12000亩土地全部种植本地特产——石榴。石榴属耐旱作物，是当地自然条件数百年物种选择下来的特产。当时该乡只有120亩，一般当做贵客的馈赠礼品，市场价格很贵。“老百姓听说一下子砍掉1万多亩小麦，想不通，说"我们不是吃石榴的民族，我们是吃粮食的民族"。我说，三年我保证你返销粮。硬是三年，从120亩地发展到12000亩。”

　　这其中，他提出，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政府解决基本民生，致富要靠农民自己发展民业。在发展民业的同时，重点改善民生，但决不是民生优先，“否则，资金都用在了盖房子上，农民没有民业"造血"功能支撑，就可能产生"住得上用不起"的"高级愤怒"。”

　　在南疆发展经济作物提高农民收入的过程中，他建议决策部门一定要帮助解决两个关键环节的问题，一是运输成本，二是加工成本。“国家要帮助新疆农产品进入全国市场。这项政策既然能给台湾地区，也应该能给新疆地区。”

　　1995年，石榴的经济效益开始显现。2005年，全乡耕地面积几乎100%种植石榴，所产皮亚曼甜石榴成为全国农产品名优特产。目前，皮亚勒玛乡是南疆首富乡，去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万元。全乡1757户居民全部住进抗震房，有线电视入户率达100%，全乡农民在银行存款达1500万元。“7·5”事件中，皮亚勒玛乡无一人参与。

　　“这个事例说明，任何人有了财产，就有了稳定的归宿感，就不想破坏这个社会秩序。”这位干部感慨地说，“为什么过去新疆最乱的叶城县和皮山县现在反而不乱？两个地方的产业起来了，每个老百姓屁股后面都挂着财富，跑不动了。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说，创造恒产、打造恒业、实现恒心。”

　　“南疆的发展条件是初级阶段，就要遵循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律，就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现在，非要用不锈钢刀去切西瓜，非要说它比老百姓手中的普通刀子切出来的瓜好。”按照他30年的基层实际经验，“只要想办法让老百姓屁股后面装上沉甸甸的财富，生活质量比以前改善很大，做人的尊严能够得到更多的体现，不用那么多的许诺，他也不会离开家，舍下安居乐业的日子。”

　　他不赞成南疆搞劳务输出。“新疆建设那么多的事业要干，只要达到建设安全标准，为什么不能让新疆本地劳动力来干？”

　　“新疆的发展要遵从新疆的现实。就像 皮亚勒玛乡的石榴树，是数百年自然选择后完全适应了本地自然环境的物种。超越地理环境去种植其他没有经过现实检验的作物，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石榴之乡的财富故事。”他警示说。

　　治疆新平台

　　新疆面积166.5万平方公里，幅员广阔，“三山夹两盆”的地理结构造就了各地区差异较大的地理人文环境。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北疆、南疆和东疆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特的经济结构和地缘文化特征，一定程度加大了新疆治理的政策难度和操作难度。调研中，多位专家学者和新疆当地官员都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在当前历史发展阶段，营造 治疆新平台的政策建议。

　　马大正介绍说，历代王朝治疆，一个显著特点是，“每次积极有效治理之后往往有一个削弱期，但在度过削弱期之后，中央王朝的治理范围和深度又有一个大的发展。治疆方式也在这种发展中逐渐和内地趋同，进而完成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进程。”

　　比如，历代治疆经历了督统治理(西汉至隋)，羁縻治理(唐至明)，军府治理(清统一新疆至1884年)，建省治理(1884年以后)，体现了治疆平台不断演进下，中央政府治疆逐步强化的发展轨迹。

　　新中国成立后，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内容的新疆治理机制已经运行了55年。而民族区域自治的运行也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演进的过程。1957年8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就指出，“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发展的方向是从民族自治向区域自治的过渡，最后的目标是实现全国同治。

　　采访中，一位新疆历史研究学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借助此轮中央大力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契机，有关部门应该用更长远的战略眼光，系统具体地制定新疆未来发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没有与时俱进的治疆大方略，看一步、走一步的办法难以解决新疆的发展和稳定。”

　　他以清朝新疆建省为例介绍说，“建省之议由来已久，嘉庆年间龚自珍创议，道光年间魏源继续主张。由于学者们人微言轻，未能引起清廷决策层重视。时隔半个世纪，边疆大吏左宗棠借平定阿古柏之乱、新疆局面待治的机会，奏议朝廷一举建省，改军府制为郡县制，实现了治疆平台的飞跃。在清末政局动荡大背景下，新疆人口、耕地和税赋增长竟然因此达到了当时历史最高水平，极大解放了新疆社会生产力。”

　　“新疆人心思变，宜利用这个机会加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改革完善。”该学者认为，目前，治疆短期目标应该是发展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安定民心；中期目标应该逐步理顺行政区划与社会发展协调性。在他看来，目前19个单位对口支援新疆82个县市，如果能够将之深化为长久的治理机制，实现行政、人事和考核的双向融合，“20年后或许会出现全新局面。”

　　按照他对治疆历史的研究，“要把新疆发展成国家经济增长的一极，难度太大。其亚欧大陆地理中心的位置，决定了新疆通道和平台的区位特征。”因此，建设新疆，发展和稳定要协调，但最终还是以稳定为中心，“这就需要政治保持长期的清明，刷新吏治，振作政风，创造一个安定进步的社会，使新疆人民安居乐业。否则，一切建设只是给不肖者造成敛钱发财的机会，把持作恶的工具，即便幸而成就，也决不能垂之久远。”

　　“现在，雷已经打起来了，雨能不能下下来，现在搞不清楚。下暴风雨还是下阵雨，也说不清楚。”采访结束，丰田普拉达驰返在达坂城312国道上，调研对象的最后这句话一直萦绕耳边。窗外残阳如血、国道逶迤，一幅“雄关漫道真如铁”的画卷展现在眼前。

　　《瞭望》文章：新疆工业化勿忘“生态账”

　　新疆地上地下水资源非常丰富，这里不缺水。”这是《瞭望》新闻周刊在新疆采访中多次听到的一句话。新疆一些地方据此大胆发展高耗水产业，吸引外来投资。据本刊记者调查，新疆一些资源生产地分布着不少先期进驻的煤焦化企业。

　　新疆真的“不缺水”吗？资料显示，新疆共有400多条大大小小的河流，一方面分布极不均衡，一方面是长期以来的“挥霍无度”使本就有限的水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和浪费。曾经创造了“绿洲文明”的塔里木河河道一度断流，两岸的胡杨林锐减，下游罗布泊和台特玛湖相继干涸。生态专家认为，上述恶果虽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来自于缺少节制的人类活动。

　　自2000年开始，新疆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靠工程建设和应急输水等办法挽救这条濒危河流。经过10年努力，塔里木河逐渐有了生机，但付出的治理代价将高达107亿元。一位环保界人士担忧：“如果不能对新疆的水资源进行保护性合理利用，就可能发生更多类似得不偿失的事情。”

　　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一项调查说，新疆年均降水量仅为全国年均降水量的四分之一，河流水源主要来自高山冰川和积雪融化。全疆人均水资源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规模利用仍然受限。

　　新疆当地干部还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心态，新疆有这么开阔的“地盘”，企业“越大越好、越多越好”。事实上，新疆当地和国家相关机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全疆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近一半，绿洲面积仅占4.3%，风沙灾害频繁，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每年有1000多万亩农田遭受风沙危害。

　　研究证实，新疆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原因在于不合理开垦、过度放牧和乱砍滥伐。找到这样的“病因”，为新疆的生态治理和保护确定了方向。但专家同时提醒：工矿企业污染排放、水资源消耗如果控制不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有可能比农牧业更严重，而且更难以修复。因此，必须提前做好预案，防患于未然。

　　新疆环保部门有关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与大片荒漠化区域对比，伊犁河谷是目前全疆生态最好的区域。这里适合搞什么项目？环境容量多少？来的企业越来越多，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整体规划，这样下去很危险。”

　　据其所知，当前的开发规模是空前的，但伊犁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总规划滞后于开发，“如果开发超出生态承载力，那么新疆一些独特的森林、河流，湖泊及其他自然风景将会遭到毁坏。”他强调，国家及新疆相关部门应对目前60多家大型能源企业在疆项目实施“一盘棋”调控，避免“一窝蜂”上马，“一窝蜂”破坏生态，警醒山西的“前车之鉴”。

　　现在，新疆方面也对当地和外来企业设置了较高的环保“准入门槛”，但是对迈过“门槛”的企业和项目缺少更严格有效的约束性措施。在拥有“煤海”之称的准东区域，本刊记者就发现一家去年新建成投产的火力发电厂，核心设备是两套15万千瓦火力发电机组。而这样的小型设备在内地已经不让使用了。

　　采访中，多位新疆学者担忧，在国家以“铁腕”坚决淘汰落后产能的形势下，内地被亮“红牌”的高排放、高污染项目，可能会借新疆工业化开发之机向这里转移，给新疆的生态带来新的威胁。而新疆一些财政吃紧的地区，也可能会为了增加GDP和财政收入默许和宽容这些项目。

　　他强调，由于缺乏经验教训和出于追赶内地发展速度的急切心情，新疆部分干部对大规模兴建工矿企业已经形成或可能形成的环境破坏力估计不足，“对大量开采能源、就地加工的做法必须慎重，要格外重视环保效益。”(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瞭望》文章：南疆“砥柱”

　　基层干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基层政权是稳固国家统一的最前线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早上8点，躺在办公室行军床上的刘勇醒了，昨晚又梦见种红枣了。在新疆，此时相当于北京早晨6点。半个小时后，这位喀什地区岳普湖县艾西曼镇的党委书记开始点名，给干部们布置任务，而后一块吃早饭。一个饼子、几颗花生米，解决了早餐。9点不到，刘勇和同事就分头下地了。

　　南疆5月，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季节，也是乡镇干部们最忙的时期。艾西曼镇所有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必须每天下到村里，每个人联系一个村，必须和农民见面，和村干部见面。主要工作就是查看农作物长势和田间管理情况，与村干部和农民谈心、教种植方法、讲结构调整、了解社情。

　　艾西曼镇一共9个村，今天为普查红枣长势情况，刘勇跑了7个村。到了午饭时间，碰到村民反映架子瓜绑蔓缺钱，做协调解释工作。事情还没结束，电话得知副县长要来艾西曼镇对杏树修剪进行培训，又组织技术人员前去学习。接着，他奔往镇上一个200亩规划的德国赈款水利项目现场，今天要验收。

　　当瘦削而满面风尘的刘勇坐在本刊记者面前时，已经是下午6点，还没有吃午饭。他甚至感谢这个采访给自己一点休息时间，自我调侃说，“南疆干部的一天是26个小时，上班是北京时间，下班是乌鲁木齐时间。”

　　作为一镇之长，刘勇每天的下班时间还奢侈不到晚上7点下班，一般要到凌晨2点才能休息。至于家，这个6岁男孩的父亲，一周80%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当问他现在最盼望的事情是什么时，他笑着告诉本刊记者，“让全镇农民都富裕了，这样我们就能好好休息一下。”

　　《瞭望》新闻周刊在南疆调研期间发现，事实上，刘勇只不过是南疆数十万基层干部中非常普通的一员，在南疆艰苦的条件下，每天用自己的勤恳和责任心，默默地带动数百万南疆老百姓改变落后的生活面貌。

　　就在距刘勇所在艾西曼镇不足10公里的色也克乡，2006年11月28日，该乡副乡长姜英累死在农民的温室大棚里，年仅28岁；在叶城县，2006年7月17日，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宋宏江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在喀什市，2007年7月7日，主管外贸的喀什地委副书记李柏林在主持完“喀交会”工作后，累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在南疆采访的日日夜夜中，本刊记者深切感受到，就是这些南疆基层干部深入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和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才有了南疆基层社会的稳定、基层政权的稳固，赢得了绝大多数南疆基层群众对国家统一的支持和维护，对党和政府的拥护和信任。

　　维稳中坚

　　艾西曼镇人口1.61万人，基本上全是维吾尔族，只有10名左右的汉族干部群众。该镇人均耕地2亩，2009年人均收入3900元。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南疆民族乡和低收入乡。

　　按照所在岳普湖县规定，每个干部联系一个村，每个民族干部联系一个清真寺，定期与宗教人士交流谈话。因为每天都要和基层民族群众打交道，南疆的基层干部大部分都基本能用维吾尔语交流，相当一部分基层一把手甚至精通民族语言。

　　刘勇向本刊记者解释说，“基层乡村事无巨细，是最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一级政权组织。在南疆工作不懂维吾尔语，根本无法工作。”

　　在他的眼中，绝大多数维吾尔老百姓和天下所有老百姓一样淳厚朴实、热情好客。“你到村里去，敲门说自己渴了饿了，他们都会端来茶、拿出馕，好好招待你。”这一点，本刊记者也深有体会：在去往岳普湖县下巴扎乡的私营公交车上，看到售票员多收了自己这位汉族同志的钱，一位维吾尔族中年女子“打抱不平”。尽管自己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明白她的意思。

　　有这种群众基础，南疆各族基层干部共同创新了许多维护基层稳定的制度：邻里守望制度、护村嫂制度、“三老”(老模范、老党员和老干部)核心制度等等，有效稳固了南疆基层社会。一位喀什地区负责维稳的干部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村里来个陌生人，我们基层干部第一时间都会知道。”

　　这个局面是南疆各族基层干部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争取来的。前喀什地委副秘书长杨新学为本刊记者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整个南疆地区稳定问题严重，基层组织涣散，非法宗教活动猖獗，民族分裂势力嚣张。“1994年，根据中央和自治区部署，集中开展基层整治建设。”

　　当时，杨新学带队就在艾西曼镇驻点工作。整个乡上、村上的主要问题就是宗教气氛极为浓厚。“当时该镇11个村，清真寺有14座。一边是豪华建设的清真寺，一边是简陋的老乡住房和破旧的学校；一边是非法宗教活动活跃，一边是基层干部不敢抓、不敢管。形成强烈反差。”

　　“整治的同时，也出了一些事，但集中整治队伍的力量不断壮大，正直的力量压倒了邪恶的势力，为干部和老百姓撑了腰。过去不敢管的，干部现在腰杆硬了，不但敢管敢干了，而且逐步转变到会管会干了。”杨新学总结说，南疆经过此次连续十二年的集中整治，遏制了非法宗教活动，打击了民族分裂势力。“尽管不是一劳永逸，但形成了目前稳定的社会发展局面。”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南疆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在“7·5”事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7·5”事件发生后，7月6日，宗教极端分子和民族分裂势力企图在喀什艾提乃尔清真寺聚众响应。喀什领导已提早得知情况，调集武警和农三师民兵分割包围清理，不到一小时就平息了事件。

　　另一件事则充分体现了南疆基层干部的工作素质。“7·5”事件后，针对当时乌鲁木齐市民族聚集社区的不安定局面，自治区政府调集了一批南疆基层干部稳定社情。这批干部依靠熟悉基层的经验，很快就完全掌握了民族社区的社情：一个登记在册1200多人的社区发现常驻人口已达4000余人，甚至有在乌市生活了50多年的人还未落户的情况……一位自治区政府领导感慨地说，没想到乌鲁木齐一些干部十几年都没了解的情况，南疆干部不到一个月就掌握了。

　　调研期间，本刊记者明显感受到，“7·5”事件对南疆社会面影响很小。杨新学认为，“主要就是因为南疆十几年基层社会整治后，群众基础比较好。”

　　甘苦南疆

　　作为一名从乡村干部一步步走上来的县级领导，岳普湖县委书记王湫斌最了解南疆基层干部的甘苦。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目前，绝大多数基层组织控制力都较强，能够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突出问题是，如何让优秀的干部下到基层去？“现在乡村干部待遇低，工作条件极差，责任和压力巨大，我们这里甚至地怎么种都需要干部管。南疆干部很少有不懂农业的，这在内地是不可思议的。”

　　“与此同时，乡镇干部所拥有能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权力却越来越小。”他解释说，乡村两级组织的关键问题不是没有执政理念，也不是业务没能力、工作不敬业、作风不扎实，“关键是物权、财权上收，使其为老百姓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大大削弱，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降低。”

　　“有些乡的集体经济好、收入多，其基层组织建设有经费保证，有实力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就相对较强。相反，基层组织就比较涣散，对群众的吸引力就弱。”王湫斌举例说，曾经就有农民拿着粮食补贴款在村支部书记和村长的脸上晃，“"怎么样，我不听你的，这钱是中央给的"。这些干部在村里还有威信吗？”所以，他现在要求，所有支农惠农的补贴都由村干部亲手发放给农民。

　　“乡村干部队伍中的确有一批侵害老百姓利益甚至贪赃枉法之徒，但从基层政权建设角度看，可以通过加强监督来解决，而不是因噎废食。”他感慨地说，“如果有一天县委书记也解决不了老百姓的困难，那就非常危险了。”

　　对于县级组织给老百姓办实事的能力，王湫斌非常不理解一件事，“曾经有新闻报道，广东东莞市提出对所有困难家庭一户补助一万块钱。当时我就想，你能给一万块钱，我一分钱也给不了啊。东莞要搞，可以悄悄地搞，高调宣传对发达地区是正面影响，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就是负面效应：东莞干部是伟大的，我们的干部不行？”

　　采访中，一位地委干部尤其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对目前基层组织考核体系的担忧。“我们现在的干部考核指标，就是优秀党员具备的所有素质要求干部都要有，把干部考核成"超人"。借鉴外国法治经验，搞出一大堆行政量化指标，把人都考核完了，行政量化指标到现在还没完善。其实，就是把本该由部门承担的工作变成量化指标、量化责任，层层分摊，最后全部压到基层。出了问题追究责任，都落在基层干部头上。”

　　结果是，干部主动下基层的动力基本消失了。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告诉本刊记者，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中央加大对基层组织物质和精神上的关心和支持，形成一种“基层能干事业、基层能出成绩、基层待遇有保障”的干部工作氛围，“增强基层组织的财力和物力，加强基层干部的提拔力度，提高基层干部的工资待遇。”

　　目前，南疆基层干部的待遇有所提高，但相比北疆和全国，仍然相对较低。王湫斌举例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县的村支部书记每月工资650元，治保主任每月400元，其他副职每月350元。现在农民都骑摩托车打手机，支部书记每天要处理多少事、跑多少路，交通费、通讯费一月至少400多元。如果乡里开上十次会，每次吃上一碗十几元的拌面，所剩无几。”

　　对于这种捉襟见肘的生活，杨新学体会最深。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在喀什工作了40多年，只探了四次亲，“一是太忙没时间，二是掏不出路费。”让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父亲去世那次回家：

　　“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南疆基层搞集中整治最忙的时候，老家打电报说老父亲病危。费了很大劲才请了假，坐了两天多的汽车才到乌鲁木齐，买上火车票往陕西华阴赶。”当他终于赶到时，发现家门上贴着白色对联，父亲已经病故埋葬了。对着父亲的遗像，杨新学嚎啕大哭。

　　就在此时，身边的弟媳突然问了他一句，“为什么就不能坐飞机来呢？”杨新学当时自己心中的委屈顿时喷涌而出，当着众人的面告诉弟媳，“我哪坐得起飞机啊？”回忆到此处，这位60多岁的老人潸然泪下。

　　本刊记者最后了解到，至今这位正处级退休干部还只拿90%的退休金，3000多元。

　　《瞭望》文章：新一轮援疆布局首落点

　　找准符合当地实际的科学发展思路，将产业发展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新一轮对口援疆将力促新疆跨越式发展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晓玲

　　6月初，广东省援助新疆喀什地区的4个试点项目正式开工，这4个项目主要围绕着新农村建设、抗震安居房、棚户区危房改造、小城镇基础设施和设施农业展开，为此，广东省投入了1亿元的启动资金。

　　随着19个省市援疆工作的陆续启动，一批重点项目已先后在新疆天山南北密集开工，包括灾区重建、抗震安居房、学校、医院、牧民定居点等在内的民生工程成为我国史上最大规模对口援疆工作的首落点。

　　中央援疆新政，是新疆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机遇。新一轮援疆的迅速启动，昭示出中央稳疆富民的决心。

　　以民生作为首落点

　　3月末，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新一轮援疆工作由此拉开序幕。这是新中国几十年的援疆史上，支援地域最广、所涉人口最多、资金投入最大、援助领域最全面的一次，也是国家层面的大动员，政策、资金、人才等各种要素的大调度。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东、辽宁、深圳等在内的19个省市承担了对口支援新疆的任务，通过“结对支援”方案，由这19个省市分别结对援助新疆12个地(州)市的82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个师。除乌鲁木齐与克拉玛依外，此次对口支援的范围基本覆盖了全新疆，受惠面遍及天山南北。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援疆办公室主任石岗说，新一轮援疆突出面向基层，重点支援南疆等困难地区。新疆的困难主要是难在基层，难在南疆三地州，难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边境县和团场等，因此援助重点也放在基层，放在贫困县、边境县和团场，放在乡镇和农村。

　　他分析，从各援助省区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显示，至2011年，19个省市对口援疆资金总规模将超过100亿元，以后还会逐步增加。许多省市还提前统筹使用援疆资金，争取让与基层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早日峻工，与百姓见面。

　　从各个援疆省市代表团在新疆的前期考察工作和已经启动的项目来看，新一轮援疆工作起步阶段的重点集中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副校长高建龙认为，中央确定的援疆省市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优势明显，可以帮助新疆改善各族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支持新疆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培养专业技术干部和人才。

　　自4月中旬以来，对口援疆各省市纷纷提前启动了支援项目，从帕米尔高原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从准噶尔盆地到伊犁河谷，一批涉及民生的援助项目成功对接，密集开工。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市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深圳市，除了启动援建项目，还在“五一”前就派出了包括医生、教师在内的专业技术人员。虽然国家确定2011年为新一轮援疆工作全面实施之年，但各代表团在考察调研时，就先期启动了一批实实在在的试点项目，动作之快，出乎许多人的预料。

　　上海市副市长胡延照带领援疆考察团在新疆莎车县考察时说，上海市将把支援重点放在群众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与可持续发展上，结合新农村建设，推进整村改造。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也表示，要着力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切实做好住房、就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整治等工作，让当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探索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特色之路

　　对口支援模式，是在我国政治环境中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对口支援萌芽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开始正式实施，1979年在中央52号文件中，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把对口支援确定下来。近年来，随着援疆工作的大规模实施，发达省区对新疆地区的对口支援逐渐形成特色，走出了一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创业发展的新路子。

　　本刊记者近日在中组部确定的援疆干部担任县委书记试点县——新疆疏勒县采访时了解到，自2005年被确定为试点县以来，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家级贫困县疏勒，短短5年间，一跃成为新疆县级单位里，各项经济指标增速靠前、县城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农民人均增收显著的县城。山东援疆干部的创造性工作，使疏勒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工程建设全面开花，在遍及新疆各地的援疆工作基层单位中脱颖而出。

　　疏勒县毗邻南疆重镇喀什，少数民族人口占93.4%，农业人口高达27万。受自然环境、历史等因素影响，多年来，疏勒县的经济发展方式传统单一，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缓慢，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级贫困县。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援疆干部担任一把手、积极为援助地和受援地“牵线搭桥”、融洽干群关系、不当看客当主人，统筹维稳工作，是新疆疏勒县在援疆干部领导下发生巨变的“秘密”所在。

　　山东援疆干部、中共喀什地委委员、疏勒县委书记陈泽浦告诉记者，自2008年7月他开始担任疏勒县委书记以来，由于担任一把手，立足当地实际确定的工作思路和目标有利于推行，县委的各项决策都能顺利落实到各部门去，执行力上有所保障，援疆干部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最大发挥。此外，在干部任用、考核、奖惩等方面，也都得到了推进，人力援疆变成了真正的智力援疆，不仅是专业技术人才的援疆，而且是管理服务人才的援疆。

　　鉴于疏勒县富余劳动力较多的现状，援疆干部们因地制宜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利用援疆干部熟悉援助地和受援地两地情况的优势，积极“穿针引线”，在资金、项目、劳务输出等各方面，找准了双方的供需结合点，取得了双赢。

　　从2006年到2009年，疏勒县已发展成新疆最具特色的劳务输出大县。四年来，疏勒县共转移劳动力近20万人次，年均增长三成以上，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总收入达到近3亿元，全县农民人均劳务收入由132元提高到563元，增长了2.5倍以上。

　　同时，疏勒县创新了劳务输出模式，根据当地劳务工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特点，形成了地方领导带队、以集体外出务工为主的劳务输出特色，在外出人员集体培训、配备厨师提供清真饮食、专职干部带队等方面都总结出不少经验，改变了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往自由外出务工的各种弊端，避免了因用工引起的民族问题发生。

　　疏勒县洋大曼乡农民哈孜买买提的女儿参加了由政府组织的外出务工，年收入上万元，再加上家里种养结合，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摆脱了以往的贫寒生活。哈孜买买提见到记者，高兴地说，他现在只想一心一意地搞发展，家庭致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内地打工，看看外面的世界。”

　　原本以“土里刨食”为主的疏勒县，近年来还先后建成了南疆齐鲁工业园，山东物流园和山东商品展销暨物流中心。其中规划建设面积5平方公里的南疆齐鲁工业园，目前开工投产企业已近80家，5000多名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在工业园区实现就业，年收入均在万元以上。疏勒也因此发展成为南疆最大的饲料生产基地、最大的钢结构加工基地、最大的药品流通集散地和建材生产基地，许多产品还填补了新疆南部地区多年来的空白。2009年，疏勒县国民生产总值中二产历史上首次超过一产，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

　　疏勒县退休干部、原县政协主席买买提·吾拉音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没有山东援疆干部开创性的工作，就没有疏勒的今天。疏勒县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好时机，“我常给我的孩子和周围的朋友说，党的援疆工作这条路真是走对了，我们几年就实现了过去几十年都没有的大发展，最重要的是城乡老百姓都得到了实惠，这才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石岗说，疏勒县的发展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县依托援疆优势实现科学发展的实例，疏勒之所以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动力就在于党的援疆政策的优越性，在于援疆干部的无私奉献，在于找到了一条符合实际的科学发展思路。疏勒县通过援疆工作加快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产业发展与改善民生相结合，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可为我国开展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提供借鉴。

　　努力承接“国家大动员”

　　作为受援地，新疆天山南北正在掀起主动迎接援疆的高潮。针对新一轮援疆的新特点，新疆对受援地党委政府提出新要求，要求各地不断创新对口支援的工作方式，把“输血”与“造血”、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结合起来，把当地的资源优势与对口支援省市产业特色结合起来，形成经济援疆、干部援疆、人才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的新局面，以增强新疆长远发展的后劲。

　　采访中，和田地委书记程振山说：“当下最重要的是对援疆大目标进行有效细化，使我们的工作与各省市的支援形成合力，使年度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环环相扣。”

　　阿勒泰地区迅速成立了对口援疆工作领导小组和项目资金、教育卫生、干部人才、产业发展、综合协调等专门工作组，具体负责对口援疆工作的沟通衔接、配合服务、规划编制和后勤保障工作。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书记李湘林告诉本刊记者，伊犁州将紧紧抓住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的重大机遇，用3年左右时间，实现农牧民人均纯收入8000元～10000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0亿元以上的目标。

　　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则主动组团赴山西“认亲”。阜康市委书记曹志文说，中央新一轮援疆规划，确定了山西省对口支援阜康，山西省与阜康市资源禀赋相近、产业发展相似，可以学习的地方很多。

　　“新一轮援疆工作启动，标志着新疆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新疆社科院经济研究专家董兆武认为，这将力促新疆跨越式发展，为民生的改善奠定新的基础。

　　《瞭望》文章：民族宗教政策的新疆现实

　　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生一系列变革，民族宗教政策也应与时俱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7·5"事件对新疆伤害最大的就是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民族团结感情。”喀什一位维吾尔族干部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本刊记者在新疆调研期间，正值5月，每年此时新疆都在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至今已连续开展了29年。

　　“过去一起耍、一起工作，相互帮忙，感觉很好。”这位维吾尔族干部说，“事件发生后，遇到汉族同志，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愧疚感。”

　　根据国内正式定性，2009年的“7·5”事件是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为境内外“三股势力”所策划、组织，并被多次强调其实质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

　　但“7·5”事件对民族团结造成的伤害已然显现，无论是接触汉族同志还是维吾尔族同志，本刊记者都能感受到他们的这一隐痛。

　　面对当前局面，一位受访的新疆民族问题研究专家认为，如果把内部问题处理得好，可以防止被外部力量煽动起大规模的恶性事件。

　　在他看来，我国现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新中国初期和上世纪80年代集中制定，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生一系列变革，民族宗教政策也应与时俱进。

　　他认为，应祛除“谈族色变”、“谈教色变”的心态，民族意识本身不是坏事，关键是引导，要将其引导向开放而非狭隘的民族意识，“如果我们不引导，其他人和"三股势力"就会加以引导。”

　　这位专家称，在历代民族政策演变过程中有一教训可为今鉴，“应变过激主要发生在基层，其失误一般是战术性的。而应变过缓则是高层决策中的问题，其失误往往是战略性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高考加分之后

　　我国民族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为此对少数民族采取了诸多倾斜政策。如为了提升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水平，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国家出台了少数民族高考加分优惠政策。

　　这位民族问题专家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学毕业生包分配，少数民族学生综合素质即使相对于汉族稍差，也不影响其就业，但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不再包分配后，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竞争力相对不足的问题立刻显现出来，就业率远远低于汉族毕业生。

　　这一点在新疆便有突出表现，甚至一些维吾尔族老板也不愿招收维吾尔族毕业生。本刊记者在调研中遇到一个极端例子：一位被录取到数学系的少数民族学生，高考数学成绩只有19分。

　　前述专家解释说，由于子女多，少数民族家庭培养大学生更难，按照南疆人均收入，至少十个人才能供一个大学生。如果不能解决好就业，不能通过大学教育改变落后现状，反而加重了家庭负担，“不但本人会产生不满情绪，供养他上学的家人也会产生不满情绪。”

　　“这种情况如果只是个案，不会产生民族问题。如果是普遍现象，就带来新的民族问题。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会对汉族产生不满情绪：凭什么汉族就业比较好？”他最担心的是，虽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社会竞争力整体上相对比汉族大学生差一些，但是在其本民族，仍属精英阶层，“这些精英阶层如果对现实不满，很可能成为"三股势力"拉拢的主要对象。”

　　“靠有限的党政机关岗位解决不了问题。”他建议，应加大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的技能培训，使其就业率大致接近汉族大学生就业率。

　　与此同时，高考加分的倾斜政策也让另一端感到不公平，如一些新疆汉族学生的父母认为，自己支援边疆，“献了终身献子孙”。

　　“一项好政策在操作过程中没有跟上时代发展，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所有老百姓都不满意。”该学者痛惜地说。

　　“世袭”的职位

　　“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正确的，保持一定的少数民族干部比例也是正确的。”这位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种“职位世袭”的现象，比如表现在少数民族的领导班子位置问题上。

　　在新疆调研期间，本刊记者接触到了相关案例。自治区某单位，一个书记职位指定属某少数民族。前任离职后，因该民族无合适人选，只好空缺多年，等待一位该民族的中层干部步步升迁才予补缺。其间，即使有其他民族人选适任这一职位，也不能担任。

　　某大学需要竞聘一个副校长，也指定属某少数民族。另一少数民族(沿袭父方)的一位中层干部，除了民族成分，能力和资历俱符合要求。为了竞聘，他把民族成分改为母方所属的指定民族。结果，前一民族的干部不满意，认为占了他们的位子，后一民族的人也不满意，认为他不该为了这个位子改变民族成分。最终他没竞聘上。

　　“这就是我们民族政策操作上的僵化和不能与时俱进所带来的后果，不但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而且在少数民族之间，也都造成了矛盾。”上述专家认为，更值得担忧的是，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不再把自己的职务看作是党和政府对自己能力和努力的认可和信任，而是认为自己的位置是本民族的理所应得，进而，“竭尽全力为本民族利益说话，强化某种民族意识，形成小的利益集团。”

　　在他看来，现行民族干部选拔方式值得思考，“是不是所有行政一把手都要由少数民族担任？如果汉族能当县长，少数民族当县委书记，不可以吗？我认为完全可以试一试。”

　　他强调，民族工作不能不考虑民族的真实心理，“如果不知道他们这么想的，他们也不说心里话，怎么能完善和制定有效的民族政策？怎么能把少数民族干部凝聚到党的事业和旗帜下？”

　　“大家庭”中的民族教育

　　去年，国家教育部门编写了一套全国中小学民族团结教材，这位民族问题专家举例其中的一本《中华大家庭》，“小学生并没有多少民族意识，但这本书除了题目这句话，全书依然只讲民族自治，详细地在介绍你是什么民族，你的习惯是什么，你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本刊记者找到这本教材，编写组由北京学者和教师组成，详细地介绍了56个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生活和民族语言。

　　这位专家反问：“如果我们过于强化每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怎么搞民族团结？民族之间共同的东西如果找不到，中华大家庭民族团结的基础在哪里？”

　　他认为，民族团结应该更多地讲56个民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上形成的血肉联系，在相互交流中的不断融合。“新疆的汉族没有不喜欢吃馕和烤羊肉的，少数民族也没有一家吃饭不炒菜的。这些文化上自然的相互吸收现象，为什么不能多讲讲？”

　　这套教材中还有三段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介绍，该专家称：“完全是从圣经、古兰经和佛教书籍中摘录下来，不加评点地提供给小学生。”他认为，应该介绍三大宗教是怎么产生的，避免“宣扬宗教思想”。

　　这位专家从十几年前即呼吁，应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尤其在民族分裂势力活跃的区域更显急迫。“民族意识的强化，必然是公民意识的淡化；没有公民意识，就没有国家意识；没有国家意识，也就不可能有爱国主义。”

　　他说：“现在要在新疆大力开展公民意识教育，要树立一个观念，不管是哪个民族，首先是中国公民，必须尽公民义务。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就是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国家核心利益是什么？国家的统一！”

　　不信教的自由权

　　一位新疆宗教问题专家对本刊记者表示，宗教信仰自由要保护，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也要有保护政策。

　　他指出，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曾经是全民信仰，对于这样的宗教传统，应强调不信教的自由，但这方面尚缺具体操作。

　　他介绍，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期，在新疆一些地区，强迫他人信仰宗教的现象突出，“如果不信教，就是"三不主义"，不握手、不吃饭、不通婚。”

　　本刊记者了解到一个故事：一位维吾尔族县长，在新疆解放后一直坚持无神论，退休后也决定坚持不信教。但当他回到家乡后，受到狂热宗教氛围下对不信教者形成的巨大孤立，他未能坚持三年就在“三不主义”压力下被迫信教。

　　这位宗教问题专家介绍，改革开放后，新疆宗教信仰的情绪释放出来，大批群众信教，最初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甚至一度被引为宗教政策的成绩。由于缺乏引导，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非法宗教活动开始蔓延，干预一些地区基层的行政、司法、婚姻和计划生育的现象。

　　正是这时候，中央形成依法治国思路，考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1988年至1994年，四部宗教事务法规被制定出来。

　　2005年，这位专家和一批新疆学者提出，必须根据现实环境，制订相关实施细则，曾获高层重视，“但五年过去了，依旧未见下文。”

　　该专家称，牵扯到敏感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一般不敢轻易去碰，“这使得我们仍然用过去的政策和行政手段来管理目前越来越复杂的宗教事务。”

　　民族平等的角度

　　多位受访的边疆研究专家和当地干部说：一想到新疆民族问题，往往就想到特定少数民族，那么较少考虑生活在同样条件下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群众，就可能产生新问题。

　　他们认为应全面对待这一事实：新疆虽是维吾尔自治区，但16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生活着13个世居民族、47个其他民族，包括836万汉族群众。

　　在他们看来，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民族自治，还是区域自治。毕竟新中国成立已经超过60年了，在同样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条件下，少数民族一直受到种种优惠政策照顾，自治区域内汉族群众的利益如何平衡，也应深思。

　　受访的民族问题专家说：“我们的民族政策，在保障少数民族发展利益的同时，对于汉族群众和汉族干部同样应该善待厚养。这本身也是一个民族平等的问题。” (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