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绿卡”背后的碳交易实验

　　戈尔先生佩戴世博绿色出行低碳交通卡

　　　　四川广元的农民不会想到，当他们在自家的田里施肥时，远在上海的世博参观者，正通过一系列巧妙设计的碳交易体系为他们买单，那些掏钱的人，除了成千上万市民，还有一些大名鼎鼎的人士。

　　当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来到上海参观 世博园时，他的脖子上佩戴了一种特制的上海交通卡——戈尔自己掏出40元人民币购买了这张卡，其中的20块钱，通过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被用于购买由广元农民生产的一吨二氧化碳减排指标。

　　“我们需要感谢世博会提供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中国民促会绿色出行专项基金的负责人张建宇博士表示。

　　如果这背后的一系列碳交易制度设计实验获得成功，一条通过市场化途径在中国国内减少碳排放并同时平衡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新方式，或将得到广泛推广。

　　四川农民的碳减排生意

　　专家们来了又走了，从汶川地震阴霾中走出的四川广元农民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祖祖辈辈都在种的田怎么一下子就和上海世博会扯上了关系。

　　但他们掰着指头算得出的是，按照专家们的指点，自己田里使用的化肥数量减少了，施肥的次数也减少了，投入的劳动力数量也不用原来那么多了，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出去打工。但一年下来，田里的农作物产量却大大增加了。

　　几年前，一批农业专家来到广元，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土壤检测实验室，将当地的土壤中各种化学物质的含量准确地测出。

　　与此同时，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的化肥工厂也建设了起来，他们按照当地土壤的特点生产出了最适合当地作物生长的化肥。

　　农民们开始从当地农技站领到一些卡片，上面会教他们如何使用这些新式化肥：种玉米用玉米肥、种蔬菜用蔬菜肥、种粮食用粮食肥……人畜粪便也在农技站的号召下被重新大规模使用了。

　　一开始，改变农民祖祖辈辈习惯的生产方式并不容易。“但是现在的农民都很会算账，他们很快发现这种新式施肥方法很省钱，产量又高。”广元环保局的科长陈欢告诉记者。

　　这并不是全部。

　　另外一批北大来的教授带着一批研究生又来了。他们在这里抽样200户农民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检测后又走了。

　　不久后一份正式的检测报告被送到广元环保局的案头上。在这份报告中清楚地写着，广元项目平均每亩减少CO2达到63.538公斤。

　　“按照当地农民传统的施肥方式，会释放出大量的N2O气体——这是6大温室气体之一，且由于化肥使用量高，对地下水的污染也很严重。”张建宇博士表示。然而在这种被称作“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新式施肥方法得到广泛推广后，当地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大降低了。

　　在广元，2010年将有200万亩耕地推广这种新式施肥技术，每年能减少氮肥使用量1.28万吨，折算成CO2将减少排放12.7万吨。

　　其中5万吨减少的碳指标通过CDM（清洁发展机制）将被卖到国外。除此之外，广元还多出了数万吨的碳指标，张建宇领导的绿色出行基金正通过上海环境交易所购买当地1万吨多出来的碳指标。

　　上海市民的绿色出行公交卡

　　在万里之外的上海，张建宇博士正和他的团队卖力地向上海市民们推销一张绿色的公交卡，通过这些世博公交卡，他的团队得以募集资金来购买这1万吨碳指标。

　　首批2万张交通卡已经被热心的企业团购一空。目前绿色出行基金正在努力生产更多的公交卡，并通过各种渠道出售给市民，不断有热心的市民打电话过来询问，在哪里能够买到这张卡。

　　这些售价40块钱的新式上海公交卡，有20块钱被作为工本费交给了公交卡公司，剩下20块钱则通过上海环境交易所去购买了碳指标。

　　这张印着世博会标志的公交卡上有一组以C开头的编号，将该编号在绿色出行的网站上输入后，就可以显示出这张公交卡所花费的20块钱流向哪里。卡片背面的地球图案上写着“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的醒目字样。

　　在环保专家眼里，7000万人参与的上海世博会是一个巨大的碳排放活动。7000万人在上海的吃喝玩乐，都会产生碳排放。而最大的碳排放则来自于这7000万人的出行。根据有关方面的测算，世博会80%的碳排放来自于游客的交通出行。

　　这是一笔庞大的数字，虽然世博中采用了大量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等清洁技术，但其所减少的碳排放量和出行所带来的碳排放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 “我们主张谁产生碳排放谁自己减排。”张建宇表示。为此，绿色出行基金推出了碳计算器。市民们开始计算出，自己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经济舱）约产生1吨左右的碳排放……

　　那一个来上海看世博的人如何中和掉自己产生的这些排放呢？张建宇想到了出售交通卡的方式。

　　“如果有人说这20块钱像是慈善捐款捐了出去，那么我很不赞同。”张建宇解释道，购买绿色出行公交卡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碳交易行为，市民自己是买到了一吨二氧化碳当量，为世界环境做出了自己的义务，这并不同于捐款。

　　减排C2C

　　“在以往的CDM交易机制中，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如此多的分散农民被参与到这个项目中。”张建宇感慨道。典型的CDM交易，往往选择一个风电项目，或者一个光伏发电项目的碳指标作为购买对象。“这可以看作是B2B模式，即一个机构对一个机构的交易。”张建宇指出。

　　而他把本次交易看做是经过改良后的“C2C模式”。第一个C意味着，有数万户农民参与了碳指标的生产，第二C则意味着，上万名上海市民通过公交卡的购买参与了碳指标的购买。

　　这种模式的积极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了自愿减排活动过程中。借助世博这样一个关注度极高的活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碳交易、自愿减排这些理念，农民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他们的农业生产还能够对环境作出贡献，购买公交卡的市民也意识到，自己为减排出了一份力，而通过公交卡做地铁公交出行，又减少了更多的碳排放。

　　而选择大量西部农民参与其中，则起到了扶贫和减排的双重功效。目前农业领域产生的碳排放量约占到全球总量的15%左右，在中国，还有大量农民还处于贫困状态。

　　在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中国，中国内部的碳交易也能够很好地减少碳排放。

　　“如果把上海看做是一个发达国家，而把西部一些地方看做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很好的平衡了两地的发展。”张建宇表示。

　　和CDM的跨国交易不同的是，国内的碳交易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调节，这样能很好地避免类似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很难解决的减排利益纠纷。

　　操作中的难题

　　不过，这项庞大的减排项目的管理难度还是大大超出了张建宇们的预期。中国农村特有的分散农业决定了，参与这项减排工作的农民数量相当之大——这在世界碳交易项目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通过交通卡出售获得用于购买广元一万吨碳排放指标的资金为20万元，相对于国际CDM项目交易价格，这是一个相对便宜的数字。

　　如果把这笔钱分到4万多户参与这个项目的当地农民手上，每户能够分到的钱还不到几块钱，如果除去项目运作的费用，农民实际能领到的钱可能更少。

　　“由于向几万户发放这样的小额现金很麻烦，我们当地印刷了一种特殊的代金券发放给农民，用于农民购买化肥时抵用。”陈欢告诉记者，当地通过这种方式将这笔钱补贴给农民。

　　此外，一些地方的农民干脆选择不分发这笔钱，而是将一个村的钱集中领取，用于修建全村的垃圾桶、水井、沼气池等公用设施。

　　另外一个困惑随之而来，如何计算这些极其分散的碳指标，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据张建宇透露，中国农业科学院是在国际成熟抽样检测方式的基础上，再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一些改进，然后制定出一套检测方式。

　　张建宇承认，如此复杂的项目，碳计算的误差是肯定存在的。但是他们会尽量努力将碳计算的误差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目前，中国的自愿减排市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仅靠我们一家来把每个环节都做好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希望世博会后有更多的人加入这项事业中来，国家也在积极改进。”张建宇呼吁道。

　　张建宇表示，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国内的自愿减排管理办法，最快预计年内就能出台，业界希望，由中央政府牵头领导的这套管理办法，能够加快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