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马沁

　　杜然

　　马沁在我对面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硬盒“将军”。后来他告诉我，这盒烟要5块钱。

　　20分钟之前，我闯入他的宿舍。那是一个中档小区其中一栋楼的地下室。房间很大，放着六七张高低床，光线透过几扇通气窗极不情愿地照进来，空气潮湿，带有某种完全不出人意料的气息，屋子收拾得倒是干净。

　　“采访？班长正在睡觉。”他指了指旁边的床上一个赤膊、用被子蒙着头的身体。不等我回答，他又说：“不过，我正想找人聊聊。我，可以吗？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20分钟之后，我们来到小区附近一间虚张声势的咖啡馆，在门外挑了一张桌子坐下，桌子上放着塑料花，旁边的栏杆上晾着几块抹布——让人觉得尴尬、夹生，一如当下许多人的生存状态。来的路上，马沁说他是来自宁夏的回民，“那里距离黄教祖师宗喀巴的老家不远，所以我对藏传佛教也挺感兴趣的。你有藏传佛教的书能借我吗？”

　　28岁的马沁学过两年阿拉伯语，在老家学了一年，到云南学了一年。“云南？”看到我的困惑，他解释说一个阿拉伯语老师被人请到云南教书，于是把他也带去了。“我可以熟练地把阿拉伯文念出来，但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阿拉伯语的发音特别规律。”

　　6月初，马沁在西安火车站看到一个常年招收保安的广告，报名之后来到了北京。“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是‘常年招收’。”报名条件是没有犯罪前科、有身份证、身高168cm以上、初中毕业。“其实我现在的同事中，还有连字都不会写的，有劳教过的，鱼龙混杂，但幸亏没有通缉犯。”

　　第一个月是拿不到工资的，而且保安公司还收走了每个人的身份证，理由是给大家办理银行卡，但时间长达三四个月。“保安公司知道，身份证一退还，大家就都走了。我来了十天，已经走了七个人，他们想拉我一块儿走，但我想等身份证回来再说；我问他们没有身份证怎么走，他们说去投奔救济站也比干保安强。”

　　老保安向新保安传授经验：千万别写辞职信，不然一分钱拿不到；拿到钱就走。“不是走投无路，谁来干保安？有的人来的时候没有行李空着手，只有一身衣服一双拖鞋，上岗的时候还要找队长借鞋穿……我们寝室已经丢了四部手机，三个钱包，反正老丢东西……”

　　马沁算起来平均一天上八个小时的班，但一周七天都得上班。“签的合同不知真假，没有保险，公积金那是奢侈品，我们不是傻子，知道加班应该有两三倍的工资。物业给的工资是1800块，但保安公司要提成900块。另外，上班期间抽烟罚款50，喝酒罚款50，请假一天扣50，每放一辆车进小区罚50，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啊！”他说前天的时候，看见一个保安在小区里捡了一些纸盒和空饮料瓶去卖钱。“我们都成拾破烂的了。老家那儿吸毒的多，我爸怕我变坏，寒暑假都让我在他的店里面打工，一个月给我1000块。现在我挣900。刚来的时候，老保安跟我说‘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同样的困惑在我心底也越积越深。他之前说过，其他保安会捡烟屁股，而他抽的却是5块钱一盒的烟。

　　这是马沁第二次出门打工。2008年底，他去东莞，在一个工业园旁边开了一家“兰州拉面”。后来碰到经济危机，那家工业园里面所有的工厂都倒闭了，他只得又回老家。“其实，开兰州拉面的都是宁夏人。在老家一碗牛肉面4块，在东莞能卖8块。”

　　我的目光在他脸上和那盒香烟之间不停移动，试图做出某种判断。他说爸爸和哥哥都是做生意的，家里的房子有多大多大，以及哥哥刚把座驾从奥迪A6换成了奔驰。这些话停留在空中，我不知道是该让它们摔碎在地上，还是用某种可以相信的事实把它们托出。根据马沁所言来判断，他现在应该是北京四环外某个兰州拉面的老板，而不是小区保安。我决定不再掩饰我的怀疑。他报出哥哥开的公司的名字，“你去查，有网站的。”我并不认为这有足够的说服力。

　　迟疑了片刻，他说自己四年没跟父亲说过话。他说话的口气听起来不无恨意，但那是一种带有血缘和情感连结的恨。他低声说出了“家暴”两个字，“我哥干了违反教义的事情，他把我哥用铁链子吊起来，用鞭子抽了两天。哥实在受不了了，从二楼跳下去，但铁链不够长，哥就吊在半空中。”停顿下来，他稍稍处理了一下自己的感情，又补上一句：“他跟他的朋友说，对子女要给心不给脸。”我想，这句补充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出他对父亲感情的复杂性。

　　“他知道你在北京当保安吗？”

　　马沁第二次离开老家，据他自称是因为得罪了黑社会。“我不爱出门，白天在家睡觉，晚上在家看电视。好不容易出了一次门，结果闯祸了，碰到黑社会的勒索。”他说，他家那儿的黑社会虽然赶不上重庆严重，但也很厉害。“老婆哭着把我送到了火车站。我爸不知道我在北京当保安，哥倒是知道了。”他的表情阻止了我继续探询的企图，直觉告诉我他的话是可信的，只是他与家人的关系背后可能还有更多隐情，而他选择的是有所保留。我决定止步，尊重他对隐私的诉求。

　　他问我对他的寝室有什么感觉。“其实，旁边还有一间电视室，但里面的沙发上有跳蚤、虱子。部长说会跟业主联系一下，看看谁家有不要的沙发。大家的香皂、牙膏都是公用，有的人买不起。”马沁说，有一天有业主买了四袋猫粮暂存在他那里。他后来看了收据，写着600块。“她家的猫比我们吃得好。唯一让我欣慰的是，队长对我挺好，而且物业公司每餐专门给我们几个回民做素菜。”

　　在做这一组采访之前，我想当然的以为采访对象会跟我抱怨前途的迷茫。但之前的几个采访对象已经让我意识到，哪怕是迷茫与彷徨，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奢侈品。“我跟同事聊天，没听谁说有理想。我们最大的理想，就是按时发工资，不要罚款；不苛求有保险，公积金更是不敢想象。”

　　马沁和他的同事们下班后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大家你一块我一块地凑钱买啤酒。“我们只买 ‘青岛’，因为这个牌子有抽奖，要是运气好的话，就能白喝一瓶。”但部长已经下了禁酒令，下班后也不许喝，他们唯一的乐趣也被剥夺了。

　　“你们去网吧吗？”我问。

　　他说，保安必须留平头，但有些人没钱去剃头。如果工作满一个月，就可以找部长预支50元的工资，满两个月，可以预支100元。“但没人可以预支出400块”，因为没人会干那么长时间。“有人留一点钱去上网，结果被部长发现了，说‘你们连理发的钱都没有，还上什么网。以后谁上网，谁来领罚单’。”

　　现在，马沁每天给他留在宁夏的老婆和孩子打一个电话，“还发几十条短信，”他说，“我跟她其实是包办婚姻，但我们感情特别好。”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双方都有意无意地避开“尊严”这个字眼。但是，它投射出的阴影，笼罩着马沁的工作与生活，笼罩着几乎每一个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者的工作与生活。“在这个小区，我们是唯一可以被辱骂的人，不时有保安挨打。业主可以随意羞辱我们，倒是小区住的老外，每次从我旁边经过，都会说声‘谢谢’。”马沁说起另一个保安，因为在这个小区工作快满十个年头，而转成了物业的编制，这也就意味着他每个月可以按时拿到没有克扣的工资。但马沁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口吻中听不到任何的羡慕。

　　站起身的时候，我把抽了一半的香烟掐在烟缸里。马沁盯着还在冒烟的半截烟头，说：“可惜了，同事要是看到，会捡起来接着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