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航空CEO韦赫维莱宁：从卖手机到卖机票

　　在诺基亚工作的时候，米卡·韦赫维莱宁（Mika Vehvilainen）一年中有一半时间都在出差，旅途的劳累使他对航空公司和机场的服务特别在意。

　　如今，韦赫维莱宁的身份有了180度转弯——从一个高端乘客变成了芬兰航空这家北欧大型航空公司的CEO，他开始需要接受全球各地旅客的苛刻要求甚至是挑剔了。

　　不过，对韦赫维莱宁来说，目前最大的挑战也许是如何跟自己的员工更好的沟通，以提高士气。其前任去年8月提出辞职的时候，正值金融危机，航空公司也难于幸免，而公司提出的包括减少工资等削减成本的措施，却很难被工会接受。去年11月，芬兰航空的机长们甚至还以罢工相要挟，要求保持原本高额的福利和待遇。

　　这也许正是上任以来首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韦赫维莱宁一直显得比较严肃的原因。不过，经过近半年的努力，他已经看到了改善的迹象。

　　从手机到航空

　　49岁的韦赫维莱宁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个技术师，这也许与他20年来一直效力于诺基亚有关，曾经在诺基亚的销售、市场、战略以及业务开发等多个部门担任管理职务。

　　2006年诺基亚与西门子的合资企业宣布成立后，韦赫维莱宁开始担任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负责搭建合资公司的组织架构。

　　也许正是拥有在一家全球性公司内部整合和客户服务方面的诸多经验，在芬兰航空的前任CEO尤加·贺努宁（Jukka Hienonen）去年8月宣布辞职后，韦赫维莱宁随即就被相中成为接替者。

　　那个时候的芬兰航空，正内忧外患。

　　在贺努宁宣布辞职前夕，芬兰航空刚刚宣布了季度亏损2600万欧元，贺努宁在告别时还表示，在航空业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时，“一些组织并未表现出调整的愿望”。贺努宁所指的组织，正是芬兰航空的飞行员工会。

　　金融危机带来的旅客需求下滑，使本已盈利艰难的航空公司纷纷选择削减成本，芬兰航空也不例外。但当贺努宁作出各个部门分别削减15%成本的决定后，却立刻遭到了飞行员部门的强烈反对。

　　芬兰航空的机长们甚至以罢工相要挟，虽然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只进行了两天的罢工，但劳资关系依然紧张，这也成为贺努宁辞职的直接导火索。

　　今年2月，韦赫维莱宁正式走马上任了，来了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缓和与工会的紧张关系，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欧美航空公司共同面临的难题。

　　芬兰航空一共有六个工会组织，在刚到公司的近半年时间里，韦赫维莱宁几乎每天都要跟工会接触。

　　押宝亚洲战略

　　目前，在芬兰航空亚洲每周60多个航班中，中国占据了三分之一，每天都有一班往返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与北京、上海和香港的芬航飞机在亚欧之间穿行。

　　韦赫维莱宁分析，实际上目前其欧亚航线上运载的亚洲客人已经超过了欧洲客人。“现在中国有很多企业在国外扩张，我们也希望与这些公司有更多合作。”

　　如此重视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与芬航的大本营赫尔辛基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早在1988年，芬兰航空就开辟了赫尔辛基至北京的直达航线，当时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航路走的都是中东线路，往返还是过夜航班，飞行时间在16~18个小时。芬兰航空一直在绞尽脑汁寻找开往中国乃至亚洲航线的“捷径”，最终通过跨越北极点，途径西伯利亚得以实现。

　　韦赫维莱宁告诉记者，从目前的航行地图上看，芬兰的地理位置是距离中、日航线最近的，与西欧及北欧许多机场相比，芬兰赫尔辛基机场到中国的航程至少比它们少用一个小时左右。

　　韦赫维莱宁介绍，上海到赫尔辛基的飞行距离为8950公里，而上海到巴黎的飞行距离则有10450公里，如果从上海飞到赫尔辛基再转机到欧洲的其他城市，可以获得更短的飞行时间和距离。

　　目前在欧亚航线上，芬兰航空排名第五，刚到芬兰航空不久的韦赫维莱宁就为公司制定了更清晰的目标：成为北欧最大的航空公司，并在亚欧航线的市场份额从目前的第五名提升到前三名。

　　“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汉莎以及法航、荷航集团，因为他们的客户定位与我们是一样的，主要是高端商务出差的客人。” 韦赫维莱宁说，这就需要从订座到机场办手续再到机上服务，每个环节都能够使客户满意，感到轻松。

　　对韦赫维莱宁来说，幸运的是，整个行业的外部需求正在逐渐好转，尤其是亚洲市场，这无疑有利于重点拓展亚欧航线的芬兰航空。

　　“最近一两个月的信息显示，旅客量已经是在向上走了，而且增长最多的区域就是亚欧之间，芬兰航空可能因借助亚欧航线比其他欧洲航空公司恢复得更快些。从国际上讲，亚洲的客人从去年年底就在增长了，这是经济危机转向最明显的地区。商务客人最近几个月增长也很快，因此我们预测今年机票的均价会往上走，有可能到年底就盈利了。” 韦赫维莱宁露出了难得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