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增俊：到了再喊“教育救国”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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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中国教育模式是解决中国发展模式的关键要素之一。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创新教育，“教育救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重要主题

　　如果说，上个世纪面对内忧外患，许多爱国志士高喊“教育救国”尚有偏差的话，那么今天，中国已经到了再一次发出“教育救国”的呐喊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世界为之瞩目。但从整个世界发展的大框架来看，这种繁荣实质上是由于历史过于落后、在获得机会后的一种“反弹”。中国是“国大”，却不是“大国”，中国人多却有严重的人口负担；中国经济虽日益繁荣，但“东西差距”及“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中国人十分勤劳但却不富有，经济总产值很高却民众消费力很低；中国学生负担很重但创新力很低，昔日“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缺少的正是基本的发明创造。

　　中国从唐宋鼎盛时期的世界巅峰跌落为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东亚病夫”后，忙于拿起枪杆治理破碎的山河，急于为过度贫困而招商引资增加经济总量，却少能从现代社会发展规律上把握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

　　今日的世界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世界，今日的中国必定在高科技上创建民族的宏伟未来。因此，中华的伟大复兴，亟需在人类发展新时代上对民族思维进行重构提升，亟需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政治思维、从“增长至上”的经济思维，转向把教育作为人类发展基础的“教育思维”。如果说，政治思维是第一层次，那经济思维就是第二层次，而教育就是第三层次，教育思维是真正启动国家民主政治、和谐持续发展和民族繁荣崛起的深层次动力。真正认识教育，获得教育思维的民族是真正把握未来的民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是教育，教育能救国、兴国、强国，推进教育现代化关系到民族未来。

　　因此，当下世界金融危机使中国繁荣之下掩盖的很多问题显露了出来，模仿移植国外经验实现了数字上的跨越发展，但是虚增数量下不仅有诸多历史发展欠账需要解决，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升级。既不是靠政治的强力维稳，也不是经济增长的简单数字，而是在于民众的文明开化和技术水平：当我们经浴血奋战创立新中国后却发现国家发展又回到低下的民族教育水平的制约点上，当我们千方百计把经济产值搞上去后却发现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当我们生产力提高后却发现缺乏国内消费力而不得不面对“贱价也要出口”的境地……这一切表明，中国必须创新发展模式，走一个“开民智”的可持续绿色发展道路。这就亟需塑造新教育发展观，重新设计中国未来发展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作为人类的自我定义，对教育做出正确的时代定义，就是一种对民族未来做出的最重要设计。中国要从补缺性发展转向持续繁荣，在更加激烈冲突下把握更清晰的发展，就要重视教育的未来设计作用。

　　教育能推动社会发展，但是中国传统教育却不具备这种作用。因此，教育思维不等于简单的办教育。中国有悠久的重教育传统，但是教育是时代的教育，“读书升学”不适合现时代的中国。分析表明，中国发展的这种困境，也与中国走向知识经济社会和从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转变中的教育密切相关。

　　同追求GDP相似，我们在教育上依然狂热追求“升学率”，读书是为了跳出“农门”，离开农村，是造成城乡差异日益加大的最大推手。传统教育不仅忽视了人最重要的创新性发展，而且把一批批读了书的人（尽管与时代有一定的隔阂）送往城市中，农村得不到发展反而日益陷入贫困。这样的教育越发达，农村就越贫困，读书就成为进城、进官府和离开农村的工具。城市人越来越多，房价暴涨使房奴剧增，农村发展惨淡等等都使中国失去消费能力，陷入发展危机。

　　现在，随着中国发展进入高级阶段，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已深入到社会根源，都与教育相联系，不解决教育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就不能真正解决。因此，创新中国教育模式是解决中国发展模式的关键要素之一。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创新教育，“教育救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重要主题。

　　让我们呼喊“教育救国”，推进现代教育改革，树立教育作为促进社会发展基础的发展观，为中国现代化展示更加壮丽的未来！

　　（作者系教育学博士，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院教科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副会长，广东高等教育学会比较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广东教育学会教育现代化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有比较教育、教育现代化、教育人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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