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鹏的苦闷和前途

　　从前，说到青年前途的时候，往往特指政治前途。今天我们不得不考虑青年的生存处境，尽管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何三畏

　　有这样一位青年：他在上海打工。6月10日，他领到了5月的工资，所有收入合计4720元。扣除了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合计806元（能交纳这些钱是一种幸运，表明他在一个相对正规的部门工作），扣除个人收入所得税156.4元后，他的工资卡增加了3657.6元。

　　你觉得他怎么样？不错啊！他可能算是这个时代最优秀、最有上进心而且运气不错的青年典型。他进入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他的收入已超过了这个城市大学生、研究生的“中位数”（2008年，上海月工资中位数“最高”的是研究生，为4634元，其次是大学本科，为3000元，大专和中职分别为2237元和2013元）。他应该很满意，很幸福了吧？如果他这样幸运的青年都不满意不幸福，那其他青年会怎么样呢？

　　他是《第一财经日报》6月19日的一篇关于“个税改革呼声”报道例举的一位青年，报道中，他的名字叫黄鹏。报道列出了他的月支出：租房1200元——为了节省，他住在郊区，否则，他将拿出一半以上的工资去租房；伙食800元——对于一个独自生活的青年来说，这不能再省了；交通、通讯300元——他必须少打电话，每天早晨7点前起床去坐入城公交。这样，他的支出合计2300元左右。理论上，还剩有1300元（报道为黄鹏算的经济账到此为止，下面是笔者的“推论”）。

　　但黄鹏应该有他的交际、文化和娱乐消费，他需要恋爱需要请女朋友喝咖啡看电影，他可能偶尔没有赶上公交而不得不打的，他还需要一个笔记本电脑同时会产生上网费，他也应该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回报一下父母……如果这些开支在一个月间同时发生一项以上，他的财务就会出现赤字；而没有这些开支，作为一个青年来说，他的生活又怎么谈得上“完整”。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都市里的赤贫青年的生活，所谓“月光族”。他们辛苦地工作，而他们的未来不知道在哪里。但他们的状态还是他们身后的大量青年的梦想。他们不能终止城市梦，事实上也没有退路。可是，城市梦只能伴随着绝望。因为黄鹏即便“10个月不吃不喝才能在上海中环买一平方米的房子”。他们只能徬徨着。惟一的希望在于社会许给他们一个收入有所节余的未来。目前的日子只能叫苦挨。可是，“月光族”的收入已经超过个人收入所得税一倍，黄鹏们正是为政府缴纳所得税的主力人群。

　　这是一代满怀理想或野心勃勃的优秀青年的命运。他们是按照教育阶梯拾级而上的幸运儿。每年的高考在为社会挑选青年生活的区间，从结果来看，其实也就是让青年们选择了不同成色的苦闷。黄鹏的苦闷是发展的苦闷，也许在八成没有通过高考的青年看来，这是奢侈的，因为他们自己面临的是立足的艰难。除非他们出生在北京上海这样绝无仅有“资源丰富”的城市。当富士康都聚集着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时候，中等文化水准以下的青年便只能散布在“主流社会”的视野以外的空间。

　　今天，很难有一个青年可以说，他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华顺利地进入城市，把握自己的命运。城市已然是一个稳固的利益格局，它首先以房价的狰狞面目阻挡了青年上进的步伐。城市让青年的生活失去尊严。当然，还是有一些青年以高额贷款和利息把自己的“下半生”抵押给了房地产商和银行。这个数字往往跟他们的收入不成比例，使他们的生活显得更加脆弱。但现实教训了他们，当房奴要趁早，因为等你辛苦攒起首付，成倍上涨的房价可能给你增加了几十万到上百万元的负债，使你未来20年的劳动所得化为乌有。这样的经济剥夺焉能不叫初涉人世的青年们惊惶失措。

　　所幸当前全社会都意识到了社会公正的重要。可是，当人们讨论这个事实时，其出发点在于“社会稳定”，绕了一圈，又归结到“社会稳定”。按照这些学说，如果有一种良策可以使得社会一直稳定，似乎就没必要考虑社会公正了。没人老老实实地指出，这本身就是不可容忍的，而不是为了避免社会风险和维护已然不公的利益格局的稳定，才需要考虑社会公正。

　　一个社会重返公正是一个系统性的修复工程。但即便万事紧迫，也不能对一代青年的痛苦麻木不仁。从前，说到青年的前途的时候，往往特指政治前途。因为青年联系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理想。今天我们不得不考虑青年的生存处境，尽管这两者是分不开的，但生存的问题毕竟不能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