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G20)第四次峰会今天在加拿大多伦多开幕。欧洲债务危机阴云未散,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尚存,这次峰会是各国寻求共识的平台,也是一盘充满交锋的棋局。保增长还是减赤字?全球金融征税,有没有这个必要?……美国、欧洲和新兴国家带着不同的诉求而来,在多伦多峰会上,它们将围绕哪些话题展开较量?
较量一 促经济复苏:花钱还是“瘦身”? 在经济刺激政策何时退出的问题上,美国和欧洲分歧明显。根据峰会公报草案,美国认为应该继续花钱,支持经济增长;欧洲则力主握紧钱袋,减少财政赤字。
在美国布鲁斯金学会资深研究员巴里·博斯沃斯看来,保增长和减赤字是当下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达国家经济体希望一方面能应对国内政治压力进行金融整顿,另一方面希望其他国家能够实行经济刺激计划。
在一封致G20成员国领导人的信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观点。他说,多伦多峰会的当务之急是保卫经济复苏势头,不应该过早取消财政刺激措施。而尝到了希腊债务危机苦头的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很谨慎。由于担心主权债务危机蔓延,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已经开始大幅度削减财政支出,德国和法国也开始逐步推行“瘦身”计划。
英国日前也出台了财政紧缩政策。“英国此次出台的紧急预算案非常大胆,但我们别无选择。”英国驻华使馆经济参赞邓肯对本报记者说,如果英国财政赤字继续飙升,所有的钱都要用来支付利息,刺激经济无从谈起。
事实上,不仅是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主张削减赤字。作为本次峰会的东道主,加拿大政府主张各国到2013年时将赤字水平降低一半。日本已经出台了财政收紧计划,要大幅度降低财政赤字。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谢世清告诉本报记者,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在选择经济刺激战略退出的时机上自然有所不同。欧洲各国由于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现实威胁,其当务之急是削减财政赤字,而美国由于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虽然有巨额的财政与外债双赤字,但短期内没有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因此,美欧目前所存的分歧在峰会上恐怕难以弥合。
较量 二
银行税:征还是不征?
和前几次峰会一样,国际金融监管也是多伦多峰会上的主要议题之一。虽然在加强金融监管这个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具体怎么做,G20成员国仍有分歧。是否应征收“银行税”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5月份,欧盟委员会提出建议,希望征收银行税,这样当银行倒闭时,就不用让政府和纳税人来“埋单”。德国、法国和英国更是在6月22日宣布,计划开征银行税。欧盟委员会官员透露,打算在多伦多峰会上力推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银行税。
在经济刺激计划上和欧洲分歧严重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很合作。 奥巴马年初就提议,要在美国征收银行税,预计可在今后10年内融资1170亿美元。此后在韩国召开的G20财长会议上,美国又提议在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
不过,欧美的提议遭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反对。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金融系统没有像欧美那些国家在危机中受到那么大的破坏,所以认为没有必要收这个税。甚至有的国家认为,收税会削弱本国银行的竞争力,有碍于经济复苏。
加拿大财长21日说,反对向金融业征收包括金融交易税在内的惩罚性税收。在他看来,这只能解决“边缘”问题,并非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问题。
“这可能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德国霍恩海姆大学的金融教授汉斯-彼得·布尔格霍夫对本报记者表示,各方在银行税上观点不一,很难在此次峰会上达成全球一致的解决方案。
曾担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的博斯沃斯认为,对于国际金融监管来说,重要的是协调监管的举动,而银行税并非具有决定性的大问题。“每个地区应该有其自己的诉求,监管措施在不同的地区没必要是一样的,” 博斯沃斯告诉本报记者。
较量三
国际信用评级:谁说了算?
一场欧洲债务危机,让人们看到美国垄断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弊端。目前,掌握国际信用评级“生杀大权”的三大公司都为美国所有,欧盟和中国希望打破这种局面。
国际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是惠誉、穆迪和标准普尔,都是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在这次的欧洲债务危机中,正是几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了希腊等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使得欧洲股市和欧元汇率一路下跌,被称为扮演了“火上浇油”的角色。
虽然称自己是独立公正的,但法国学者帕特里克·若利称,这三大评级机构全是美国公司,对债务的评估只取决于美国市场。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只看到它们对欧洲一些国家实行降级,却发现它对美国的灾难性经济形势视而不见。比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国际公司及其衍生次贷产品的评级居然是最高评级。若利认为,评级机构只是美国加强对世界经济操控的一个工具。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虽然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信用评级体系的缺陷,但这涉及到一些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国际评级体系改革进展缓慢,甚至步履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认为,欧洲应该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改变信用评级被“三大”把持的局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本月初表示,全球都应该考虑解决信用评级机构的问题,允许其他一些独立机构参与信用评级的发布等,以加强市场竞争。
中国在推动信用评级机构的改革上,表现得十分积极。6月18日,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媒体吹风会上透露,中国希望多伦多G20峰会能在5个方面达成积极成果,其中之一就是继续推进金融监管改革,尤其是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较量四
IMF改革:能不能落实承诺?
除了关注经济复苏外,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更关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特别是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改革。在多伦多峰会上,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倾听。而在会前,已经有传闻说,部分欧洲国家在增加新兴国家投票份额的立场上有所后退。
“IMF的份额改革并非没有难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谢世清认为,“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其实并不愿意削减自己的投票权,不愿意丧失其话语权的优势。比如,欧洲虽然认同放弃部分份额,但前提是美国也做出相应让步。美国则决不会轻易放弃其享有的一票否决权。”
作为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IMF是当今最重要的全球治理机构之一。但目前,IMF的份额分配没有反映世界经济的变化,导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不足,无法取得相应的话语权。以中国为例,目前在该组织中持有的投票权仅为3.7%,美国的投票权却高达17%。
在去年匹兹堡峰会上,G20成员国就IMF配额调整达成一致,同意在2011年1月前完成调整,转移至少5%的份额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现在距离改革完成只有半年的时间,中国希望在多伦多峰会上能够推动改革的进展。
“不过G20既然已经就这个问题做出了承诺,应该会继续推进。”谢世清说,今年4月份世界银行(WB)的投票权改革中,发达国家已稍微超额地兑现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了3.13%投票权,这对IMF的投票权改革无疑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对于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英国驻华使馆经济参赞邓肯表示支持。但他认为,IMF的份额问题不会成为多伦多峰会的主要议题,因为在今年11月首尔峰会上讨论这个话题也不晚。
较量五
机制更迭:G20是否替代G8?
G20机制既包含发达国家也包含发展中国家,代表了全球GDP的85%,比G8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因此,2009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的第三次峰会上,G20被正式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围绕着G20是否将取代G8的争论,也从此开始。
作为本次G20的主办国,加拿大尤其热衷于保留G8,并坚持在G20召开之前,G8先开一次会。这种安排开了先例,被解读为,G20前八国集团协调立场,并提醒人们不要忘了G8。
中国学者王逸舟认为,有“强者俱乐部”之称的八国集团,不会轻易放弃主导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G8和G20将是一个并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G20会逐渐向伞状方向发展,形成更多层次的沟通机制,在议题上也会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
英国驻华使馆经济参赞邓肯则认为,G8主要关注的国际安全方面的问题,以及一些G8内部的问题,与G20的议题是有区别而不矛盾的。但所有有关财政、金融、贸易等实质性的经济问题,还是要到G20上去讨论。“明年法国即将举行的G20峰会上,也许两个峰会的融合程度会更高。也许G8会停止正式的会见,只是探讨一些内部的话题,”邓肯说。
尽管明年G8与G20会议的主办国法国宣扬应逐步废弃G8,但同时也提议,G8可以通过挑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加入,将自身扩大为G13或G14,显示出对G8体制的留恋。
G20是否将取代G8,争论仍将继续。(记者 刘一)
专家观点
警惕“中国独秀论”
在多伦多20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西方政界、学界等又炮制出“中国独秀论”,称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欧美主要经济体深陷泥淖,而中国经济却不降反升,相比之下可谓一枝独秀,成为危机中的最大赢家。
其实,“中国独秀论”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是“中国责任论”在当前世界经济困顿形势下的又一波反弹。通过媒体的放大效应,诱导公众形成如下互为关联的印象:一是中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只求自保;二是中国视他国疲弱之时为“上位”良机,乘此谋取竞争优势;三是中国的“自利”行为成为当前动荡不止、危机恶化的推手。鼓吹“中国独秀论”者意欲借此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形成舆论攻势,向中国进一步施压,迫使中国承担起所谓“全球责任”,为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因自身错误决策引发金融动荡而导致的损失“买单”。
“中国独秀论”缺乏基本的逻辑依据。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在产业、贸易、金融、服务等方面相互依存度达到空前水平,可以说是荣损与共,怎么可能独秀于林?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压力同样给中国出口、就业等带来巨大冲击,中国已经并仍在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据统计,一季度中国外贸顺差为144.9亿美元,同比减少近八成;3月份当月即出现逆差72.4亿美元,为六年来首次。
事实上,中国从未规避自身的全球责任。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及其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中国迅速出台规模高达4万亿的刺激方案,为维持周边乃至世界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分摊联合国经费、参与维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中国的负责任态度和行动也是有目共睹。
今后一段时期,冠以“中国独秀论”等各种名义的“中国责任论”恐还将层出不穷。中国并不具备实力与能力去承担西方所提出的某些“责任”,更何况其中有些要求完全违背中国所秉持的道义原则。拒绝浮夸,量力而行,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王瑞彬)
记者手记
G20:从临时创意到常态机制
“有那么多次的国际会议,这次与以往又能有什么不同呢?”这是本报记者2008年11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与报道第一次G20峰会时,新闻中心里一位外国记者的感叹。当时很多同行都认为,这只是二十国集团在特殊时期的一次“应急”会议,很少有人会想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G20峰会从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发展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事实上,G20集团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已创建,但此后便日渐式微,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席G20会议的部长与官员的级别不断下降。
这一情况在2008年华盛顿峰会上发生关键转变。美国上届总统布什任内的美国政府一直在努力物色一个可靠的会议集团,讨论如何支持世界经济。它选择了本已存在、但未得到充分利用的20国集团。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使各国看到,仅靠代表最发达国家的八国集团(G8),无法解决全球经济失衡根本问题。在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建议下,当年11月,包括美国和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的二十国集团,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峰会。
虽然各方积极响应,但国际社会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协调行动,还是个未知数。当时记者采访的一位在华尔街工作的金融人士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都会提出自己的方案,这次峰会能找到一个令20国都满意的方案吗?
事实证明,华盛顿峰会后,国际社会在G20框架内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遏制全球金融动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4月1日,G20第二次峰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力求巩固危机应对成果。这一年9月24日至25日,在美国匹兹堡的第三次峰会上,G20被正式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记者 刘一)
求同存异
各国应同舟共济
“虽然核心诉求有差异,但各国应该在多伦多峰会上继续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世界经济还在恢复过程中,如果大家各走各路,只会一损俱损。
王逸舟教授认为,当前各国关注重点有所差异。美国希望保持持续的经济复苏势头,欧洲要防止债务危机的扩大蔓延,中国等新兴国家则希望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滋生,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越是在经济复苏依然脆弱、不稳定的时候,大家越应该在一起商量、进行磨合。”
澳大利亚澳格里菲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托尼·马肯告诉本报记者,G20成员国之间有分歧,主要是因为经济表现不同,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程度也不同。新兴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相对恢复得快;但在南欧国家,经济有恶化的趋势。
英国驻华使馆经济参赞邓肯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总体上是团结一致的。“我相信在本次峰会结束后所有成员国能够达成一个共同的文件,” 邓肯说。
北大金融副教授谢世清对此也表示认同。他认为,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是很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各方更需要加强沟通,形成共识、协调处理。“G20标志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新时代的到来,各成员国应该求同存异,在分歧中积极寻求共识,”谢世清说。 求同存异
各国应同舟共济
“虽然核心诉求有差异,但各国应该在多伦多峰会上继续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世界经济还在恢复过程中,如果大家各走各路,只会一损俱损。
王逸舟教授认为,当前各国关注重点有所差异。美国希望保持持续的经济复苏势头,欧洲要防止债务危机的扩大蔓延,中国等新兴国家则希望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滋生,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越是在经济复苏依然脆弱、不稳定的时候,大家越应该在一起商量、进行磨合。”
澳大利亚澳格里菲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托尼·马肯告诉本报记者,G20成员国之间有分歧,主要是因为经济表现不同,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程度也不同。新兴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相对恢复得快;但在南欧国家,经济有恶化的趋势。
英国驻华使馆经济参赞邓肯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总体上是团结一致的。“我相信在本次峰会结束后所有成员国能够达成一个共同的文件,” 邓肯说。
北大金融副教授谢世清对此也表示认同。他认为,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是很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各方更需要加强沟通,形成共识、协调处理。“G20标志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新时代的到来,各成员国应该求同存异,在分歧中积极寻求共识,”谢世清说。 (来源:北京青年报)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