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民晚报·新民网
富士康马上就要面临10月份第二轮的工资上涨，郭台铭急了。
在与政府洽谈一个多月后，富士康火速启动了搬迁工作。《华夏时报》记者独家获悉，6月25日，天津市有关领导前往深圳富士康召开动员会。为顺利搬迁，富士康开出了一个限制性条款：愿意搬天津的加工资，不搬的不加。
从地方政府争抢富士康到富士康主动搬迁，郭台铭的姿态已明显放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富士康最新的搬迁方向，主要是跟着客户走。而今天的深圳，力争产业升级，也许已不再需要富士康，这可能代表的就是制造业国内转移的大方向。
郭台铭失宠
还在5年前，为了吸引全球代工大王郭台铭的投资，武汉市的工作组曾经耗费30万制作了一部影片，当时所有成员“郭台铭语录”人手一册，郭台铭传记深入研读，富士康公司的发展规划烂熟于心。
“每个月甚至每一天，都有地方政府来富士康蹲点，开出优惠条件，排队邀请我们去投资，我们选择余地很大。”两年前，富士康集团总裁特别助理孙玉麟曾经透露，来洽谈的高官不少都是副省级以上。
但是，这种受宠的日子正在渐行渐远，因为跳楼事件，两次连加工资使得富士康深圳用工的成本翻倍，搬迁计划提前了。向来强硬的郭台铭也不得不放低姿态，由主动变被动。
6月25日，天津市有关领导前往深圳富士康，召集计划搬迁的部门员工代表开动员会。为促进办公室员工内迁工作，富士康甚至开出了一个条件，愿意搬往天津的员工就加工资。据悉，这项工作进展快速，也就一个多月时间。5月10日，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党委书记何立峰就会见了前来考察的惠普企业服务器事业群全球副总裁杰克·法博，以及富士康国际集团服务器副总经理傅富明一行，洽谈搬迁一事。
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早在2005年，郭台铭就曾前往天津会见了当时的市政府高层，表达扩大投资的意愿，并希望能拿到7平方公里的土地，因面积过大，天津市政府并没有同意。目前富士康在天津只有两个小厂，一是1998年建的100×100平方米生产手机电池的旧厂，另一个是2008年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手机外壳的约200×200平方米的新厂。据富士康内部员工透露，此次搬迁较为突然，富士康并未提前做好准备，而是直接搬往别人已建好的厂房，可能是原来三星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工厂。
深圳呆不住，天津没地方，而在其他省份，富士康的遭遇也不那么好了。一位湖南省参与招商引资的官员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他们这两年来在深圳希望招商的计划对象中，并没有列入富士康，“现在区域优势越来越明显，地方也开始选商了。”
记者了解到的另一个情况是，5月23日到28日，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率代表团访台，主要是感恩台湾对四川地震的支持，会见了多名台商，而郭台铭只是其中一个而已。5月26日早上，郭台铭与四川经贸代表团共进完早餐，便飞往深圳召开“跳楼事件”新闻发布会，当晚又风尘仆仆地从深圳赶回日月潭出席签约晚宴，宣布鸿海将加速西进设厂。
痛苦的升级
曾经的风光，今日落寞，何以至此？富士康的遭遇代表的是中国制造在升级与否、如何升级的问题上的整体现象。
据深圳龙华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暨商务长李金明介绍，早在2003年，富士康就提出从“制造的富士康”向“科技的富士康”转型，龙华工业园未来定位就是“研发为主，小量生产”，届时员工人数保留10万-15万。
但7年过去了，富士康的转型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依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代工为主，普工人数占到九成。深圳的个人纳税数据显示，深圳富士康40万员工中，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为3200余人，占比仅0.8%，离高新科技企业还差得太远。
一度被认为“由硬变软”的升级之路也是流于形式。此前，富士康将它的大陆首个软件研发基地设立在南京，但南京隆戈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告诉记者，富士康在南京的研发基地现在只有两百来个人，富士康在江苏更多的还是处在腹地淮安的工厂，雇佣着超过3万的普通工人。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个省市政府为招商给出的优惠条件差别并不大，主要是税收和土地两方面。富士康搬迁方向，更多的是考虑自身的成本问题，除了选择人才集中和物流运输便捷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跟随大客户走。2009年10月，富士康在成都投资10亿美元，就是跟着康宁和索尼一起走，在重庆的投资也是跟着客户惠普走。
富士康CNSBG事业群某部门的一位员工向记者透露，他们将搬往重庆，主要是因为最大客户思科-T已经搬往成都、重庆，富士康只好随迁，这将减少很多成本，并不是想搬就搬。
目前，深圳富士康已经宣布加薪两次，第二次将基本工资提升至2000元将从10月份开始，富士康延迟一天搬迁，成本增加的压力就越大。而突如其来的大迁徙，只能向着已有分厂的城市去深耕。
富士康在大陆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暗合了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路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先东部，再中西部；先沿海，再内陆。富士康所到之处，见证了从沿海到内陆地市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各地政府的每一次发展冲动。
被深圳抛弃？
在富士康出走的背后，其实是深圳的不待见。
不可否认富士康对深圳的贡献，但富士康模式已越来越不受欢迎。今年两会期间，深圳市政府就表示，在深圳面临的“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背景下，市政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富士康对深圳经济总量有贡献，也促进了深圳加工业产业链配套设施的形成，但现在深圳的人口密度全国最高，城市已经不堪重负，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必须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富士康转移出去，正是解决由城市饱和、资源日渐匮乏带来成本上升问题的必然结果。
魏达志告诉记者，富士康对深圳本地财政并未贡献多少，跨国跨地区公司通常有母公司或关联企业，通过向母公司高价购入原材料或低价出售产品来达到虚增成本，实行内部贸易，以此来降低利润，达到避税的目的。富士康营业收入超过千亿，绝大部分为来料加工再出口。
为了充分享受大陆对台商的优惠政策，富士康不断在集团下设立子公司，自1988年在深圳地区投资建厂，规模迅速壮大，已经拥有22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下属企业。富士康集团公司中执行“免抵退”税政策的企业有11户，2007年度所属期共申报出口退税额10亿元，免抵调库30亿元，缴纳增值税1亿元。
深圳市都会城市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宏告诉记者，拥有40万就业人口的富士康，给深圳创造的GDP还远远不如只有4万人的华为。而且，富士康还牵制了政府很多精力和金钱，只是因为官员政绩考核有GDP和出口收入这样的指标，地方官员才咬牙维护，但今天很多官员对此类企业的招商引资已经没有兴趣，深圳现在税收最多的是靠服务业、金融业和物流业。根据税务部门的公开数据，鸿富锦作为富士康的主体，2009年纳税59995.52万元，在深圳828亿地税中只占0.7%，而华为当年的纳税则是226249.98万元。
“富士康要走，对于深圳短期可能有点压力，但长期是件好事。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姿态会表一下，但不是真的想留。”深圳市政府一位处长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而陈宏则对记者说，富士康对深圳地方财政的贡献很小，还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人口密度过高，员工也不舒服，他们的收入越来越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富士康模式只适合劳动力成本非常低的地方，可能5年10年后，内陆城市也不需要富士康，富士康又将搬往越南、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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