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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企业家、媒体人热议威廉姆森:对中国很适用

来源:搜狐财经
2010年06月27日15:43

  要平衡的多种因素太多了,我特有感触。欧洲在中国收购的互联网企业,包括日本,现在几乎已经听不到什么声音。你回顾这几年走的历史,从第一次互联网泡沫到现在没有了,欧洲和美国的国家意识到,我们要的是中国的市场,我们不是把管理人派到中国去干事情,所以有大量懂中国话的华人在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弄一德国人,或者印度人,而且中国还是很有傲骨的一个民族,这种抵触的情绪非常高。

  韩朝华:每个公司文化都不一样。日本人是尽量不要伤别人的面子,他也打分,但是打分结果是不公布的,不能排序。而美国人就不一样,美国人不管,好了就上,不行就走人。我们更多公司还是论资排辈,你要理解这个话中之话的意思。如果这两种公司并在一块,摩擦太大了,成功概率几乎是没有。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就差得太大了,有些是非观点都是反的。所以企业兼并弄在一块成本非常大。而且威廉姆森研究的还一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也是要用的一个概念。

  比如我要外包一个零部件,叫一个承包商来帮我生产。最理想的情况是这个承包商这个设备专门为我生产,承包商,配件商可以投建这样的专业生产线,但是前提你得保证我投资能赚钱。假设我投下去以后,十年以后才能赚钱,如果中间三年就不要我了,怎么办?投资一定要非常有把握,一定不能坑我,万一不生产怎么赔我,没有保证,我是不敢的。这个时候没有好的治理结构,没有可靠的信赖关系的话,这个效率是提不上去的,我不可能投专用的钱,这样投资效率就低。但是为你干这个通用的设备限制了,更大的效率达不到,你拿到整机的成本一定是高的。这个时候通过合同或者法律来达到。

  威廉姆森说如果实在不行,那个供应商实在不放心你,缺乏这种信任,我又实在需要这个东西,那我只好自己设分厂,自己来做。社会的专用型,人才的专用型。我这个人才只适合你的公司,在你的公司我发展起来这个能力,在你这儿很有用,但是你一旦不要我,别的公司也不要,员工也会担心,我愿不愿意学习,去培养发展自己能力。这里都有双方怎么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合作关系,怎么治理结构等等。威廉姆森研究了大量这种问题,都有一些东西去考虑。所以从这个角度天下所有企业都会遇到这种问题,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企业规模的设计,企业内部的工种结构设计都会遇到这些问题,而且威廉姆森自己说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企业需要,其他的组织,大型组织都需要这种考虑,大学也好,慈善机构,都有类似的问题。

  威廉姆森资产专用性背后透露的是控制与被控制

  王凤君:我个人认为威廉姆森资产专用性这一块,其实背后透露控制和被控的观点,其实是隐藏着的。包括刚才举例讲的企业和投资方供应方的关系。因为你本身人才对你的知识结构就有专业性,你的选择性其实非常小了。根据威廉姆森那个少数项的原则,如果在市场不是充分竞争情况下,你只能在几个较少选择对象之间进行选择,这种情况给你的机会就特别的少。一旦你跟某一个企业签订了某一种契约关系之后,事实上你就是被锁定的。当你被锁定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的权利上会丢失掉。比如一个员工跟企业签订合同时,你在合同里可能并没有约束说八小时之外要加班,这个老板可能处于机会主义考虑,为自己着想,你今天加班,明天加班,后天加班,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如果外面没有更好选择,因为我只适合在这个公司,这个行业不能马上出去,我就要在这里被削弱,就是弱势群体。

  在控制和被控制方之间,在我们中国企业,特别南方制造业工厂中相当普遍。我们很多企业误区在什么地方?企业的高管认为我在控制这个人,在自己利益的情况下,他以为自己得到了东西,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更多东西,如果当初聘某一个人才是为了给公司带来某一项巨大利益化的目标的时候,当你实现一种控制行为,使他做了一些合同规定之外的动作,这个人心里是不舒服的,给你干活的时候会好好干吗?可能也会偷工减料,所以这种对双方都是没有好处的。威廉姆森包括一些员工激励机制,包括公司的规则之外,还说到企业文化的兼并这一块,还是用软性的东西来弥补这些缺憾。

  曹建利:就是博弈论。我们在自己工作中发现,作为企业本身发现中国没有特殊设计师,中国机械化制造这些专业是不是应该干,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是不是应该跟市场快一点,企业无论是新成立的公司,还是即将成立的公司,都是想不停为全世界消费者服务,但是你没有的话,往往就遇到特别尖锐的问题,只能定向的培养,跟服装学院,甚至跟设计学院做培训班把这班学生接过来。作为一个经营者,这时候自然就想要你多干点活,因为是我培养你的。

  其实这种企业和员工,是一种博弈在里面,但是对企业来说,我特赞成,怎么样让他开心的工作,我认为所有老总都应该想这个问题。这种博弈关系,王总编说的观点,我也赞同,它是长期存在的。当他工作一段时间,我们希望这个业态起来,我们希望里面有竞争者,只有这样这种博弈才能变成更公正,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不会太公正,除非他觉得公正。

  威廉姆森提的高度集中的行业,用博弈这种方式做这种企业治理结构,没办法就有薪酬结构的调整,国企为什么要分行,为什么要给局级待遇,我认为也存在,只是他没有博弈论,但是在我们这儿完全是博弈论,机会主义反而少了。

  威廉姆森理论存在若干思辨理论

  主持人:说到博弈论,威廉姆森他的这一套理念跟博弈论是不是有一些联系?

  韩朝华:威廉姆森本身不搞博弈论的。

  王凤君:他整套理论你细看,每一个单个理论都存在若干性思辨的理论。

  韩朝华:威廉姆森的主要创造性工作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做的,他的所有文章在1985年以后都没有超出那本书。所以他没有什么博弈论上创造的东西,而且他也不用博弈论的语言。而且威廉姆森这个东西没有数学。现在经济学数学一大堆,威廉姆森没有数学,很容易,很简单的一个图,很简单几个符号,没有数学,跟主流的经济学完全不一样。但是他确实讲了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利益的相互关系,不是我们理解的购买。

  所有经济学讲的东西都是某一生产和某一局部,最终要合作起来,你得组合成一个床,组合成一个柜子我才要。制度经济学告诉你交易能够实现,要有制度,要有制度的设计,要有制度来设计这个交易的节约成本。

  威廉姆森研究制度是从大的宏观国家政策制度到小的威廉姆森组织制度,契约的制度,威廉姆森做的最微观的这一块东西。一个厂,一个企业,坐在一块怎么订合同,现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走人,还是合并一个公司一块干,就研究这些东西,给你提供这么一套理论上的解释框架。他自己认为他的理论是经济学组织学和管理学的一个结合。

  解决市场失灵不需要政府,可以靠组织建立各种治理结构

  主持人:刚提到在以前的理论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好方式,但现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大家说市场失灵了,有些东西需要国家出面掌控,这跟威廉姆森很早期的垄断经济,对于垄断经营观点的阐述是不是有一些联系?

  韩朝华: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垄断力量。在制度经济学以前,大家认为市场是最好的,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所谓市场是看不见的无形之手,但是后面就不行了,危机来了,要政府干预,凯恩斯主义出来了。,这里面就有两个,要么政府,要么市场,市场不行就要政府来。但是后来一研究发现政府也不行,政府有时候也尽犯错误,市场固然有时候老失灵,但政府也失灵。

  威廉姆森贡献恰恰告诉我们原子式的市场交易很多情况下是要失败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避免市场失灵不一定要靠政府,可以靠组织,可以靠交易当事人,民间的自愿的协商,建立各种各样的治理结构,解决一对一的制约市场交易的问题。所以交易成本大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的机会主义问题通过合同制定结构设计,交易关系的设计,来实现来避免机会主义,来降低交易成本。

  如果把资源配置调控方式从最分散的一对一的原子化市场交易方式,到大一统,中间其实有其他的组织形式调控,既不是现场现买现卖的交易,也不是大一统化的交易。企业和企业之间签订长期的交易关系,五年,我也不找别人,你也不找别人,我们谈好一条件,你稳定给我订货,我技术标准、设计全部给你,同时你要的付款什么条件都给你。这个就是关系型企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威廉姆森独创性的东西,所以整个资源配置的组织形式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从最分散的原子交易,到最集中行政化组织内部的行政化的调节,中间还有很多形态,无数可能性在里头,不需要政府干预。政府有时候干得很笨,两个人生意怎么做,有很多办法可以做,不需要政府。

  威廉姆森属于新自由主义派,实际上对政府他是很不信任的,不是说去年得了诺贝尔奖,有些媒体说危机来了,市场不灵要靠政府了,威廉姆森批评市场这个东西都是假的,其实完全弄错了。他是发现中间这一段,交易商业当事人,自己自主的协商,发明出一个组织形式,我们自己找到一个最合适我们自己的形式来互相自己管理,避免我们相互机会主义,达到商业的信任,使我们得到共鸣。威廉姆森其实研究的是这一块东西,给我们提供大量是这个方面的指导。

  传统的西部经济学没有提供这一方面的指导,所以他是非常过分简单化的东西,完全脱离现实。威廉姆森这个东西出来使整个经济学在微观组织这一块大大贴近现实,实际生活丰富性,原来是非常抽象两个点,中间没有的。

  曹建利:这套东西应该在中国民营企业普及一下。

  韩朝华:去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性质也是一样的,公共产权的界定,本质上也是那一套东西。诺贝尔委员会意思非常清楚,市场固然不行,政府也不行,还是要找他们这一块,民间自发的,民间当事人自动的自愿的发明的这种组织结构,治理结构。

  曹建利:可能是最有效的。

  韩朝华:最好的。鼓励你,指导你,发现适合自己的治理方式。应该说现代经济学要避免过去两极化的概念,这个现在已经不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概念了。

  中国企业家可以极大丰富威廉姆森理论

  主持人:最后我还想问三位一个问题,因为威廉姆森下周就来造访中国,如果可以和威廉姆森面对面,三位各自最想问威廉姆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王凤君:我最想问关于公司治理这一块,公司治理这一块现在提出来的一些高管激励的问题并不能解决所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下一步随着市场发展,给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一些怎么样的建议?

  韩朝华:如果我碰上我当然会问你现在正在关心什么?因为我看到他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2000年的文章还是没有超过1985年那本书。我跟我的学生说读书还是把他1985年那本书读通吧。公司治理到现在已经发展非常快,很多东西已经超出他那个范围,实际经验丰富性,好多东西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人家,人家在上世纪70年代做出创造性东西,现在还跟小伙子一样那就不现实。当然现在他这么一个名人,见了面,我是他同行,我会问他你现在还在关注什么问题,你觉得你的那些理论到现在来看有什么样的变化?

  曹建利:我的话,我一定要邀请他到中国企业实习一段,跟大家沟通,所谓的实习就是深入交流一下。很多的企业,总裁们在学东西的时候,有一点点照本宣科。他这套体系我认为就民营企业家而言,无论是从江浙广东到北方,还是非常有实用性的,这些实用性能不能在中国组织几个案例,大家做一做,这是对中国企业家其实是最好的。

  韩朝华:光是把他的理念宣传翻译,解释过来没用,没有中国的经验历史加进来的话没用。

  曹建利:中国的市场现在太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了,如果他真是可以继续来中国,这件事情无论对中国经济也好,对世界经济也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韩朝华:特别是现在法制不健全,商业行为不规范,机会主义太多了,做生意太难了。你看美国做生意不需要吃饭的,发个传真行不行?行了,合同传过去一盖章就完事,生意不见面都可以做,中国一定要先吃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老板居然还做成了,还发展的不错,很了不起。我们其实可以大大丰富威廉姆森的理论。

  主持人:好,我们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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