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煤炭如何走出去？

　　本世纪以来，我国煤炭产量持续增长，有效保障了国家能源供应。我国煤炭产量从2000年的13亿吨增长到2009年的30.5亿吨，增长了1.3倍，主要产煤省份——山西、内蒙古、陕西、河南、山东、贵州、安徽等，均超过亿吨。

　　2009年世界煤炭产量为66.9亿吨，中国30.5亿吨的煤 炭产量，占世界煤炭生产总量的45.6%， 2000年时这一比例为28%。2009年全球海运煤炭贸易量约为9亿吨，亚太地区是世界煤炭贸易量最大的地区，占全球贸易量的50%。

　　同样在2009年，一个重要转变是，中国在这一年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在“十二五”时期，中国要加大海外煤炭资源开发力度。

　　开发海外煤炭资源是国家保障能源供应和安全的需要，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符合“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国家战略。

　　同样，开发海外煤炭资源也是煤炭企业提高竞争力，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观察目前国际煤炭大集团的发展战略，全球十大煤炭公司都实现了跨国经营，其中6大公司的业务地域涵盖了各大洲，3家公司海外经营盈利能力超过了本土地区。

　　美国煤炭企业皮博迪能源公司（Peabody Energy Corp），通过立足美国、澳大利亚，不断拓展全球煤炭市场，参股委内瑞拉苏利亚州，近期与我国内蒙古签署协议开发露天煤矿及煤气化工厂建设。力拓实施多元化、跨地区经营，其煤炭资源集中于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在南美洲、亚洲、欧洲和非洲开发占有铁矿石和铝土矿。

　　皮博迪公司、必和必拓等通过资本运作取得了良好效益，并积极进入中国市场。观察来看，跨国集团的经济效益增长远远大于生产规模的增长。皮博迪能源集团公司和力拓矿业集团公司煤炭销售收入的增加幅度明显大于生产规模和销售量的增加幅度；生产规模的增长只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手段，而经济效益的增长才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

　　中国煤炭企业已经开始“走出去”，拓展海外项目上的经典案例，比如兖矿集团跨国并购开发海外优质资源。2004年，兖州煤业收购澳思达煤矿，2009年产量达到187万吨。2009年，通过“内保外贷”方式在境外全额贷款，兖州煤业以33亿澳元资本收购菲利克斯公司100%股权，获得储量达到20亿吨，包括4个生产煤矿、2个在建煤矿和3个勘探项目，5年内形成年产2000万吨的规模。兖州煤业同时还持有纽卡斯尔港煤炭码头15.4%的股权和相应港口吞吐量，成为中国在澳大利亚最大的收购交易。

　　此外，神华集团竞标开发蒙古煤炭资源，塔旺陶勒盖煤矿距中国边境仅几十公里；焦煤储量约为64亿吨，是中国的稀缺品种，且蒙古煤炭价格比较便宜。还比如，2009年12月，开滦股份注册成立加拿大中和投资公司，开发加拿大优质焦煤资源，为其参股、并购提供运作平台。

　　还包括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开拓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煤炭勘探项目，等等。

　　下一步，中国煤炭行业海外发展的目标主要有以下地区：

　　一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煤炭开采条件好，炼焦煤在亚洲和欧洲市场具有竞争力，生产和运输成本较低。

　　二是乌克兰。乌克兰采矿工业比较粗放，有资源、有市场，为我国技术输出、装备出口提供市场空间。

　　三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本地区的煤炭工业都需要资金、技术和工艺装备进行改造，其国内投资持续下降，这为我国煤炭企业实施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时机。

　　四是蒙古。蒙古煤炭质量好、埋藏浅、煤层厚，正在加大矿区基础设施建设；考虑蒙古控股要求和产品出口的限制，建议通过联合国际企业采用参股、融资租赁等方式参与。

　　五是朝鲜。朝鲜无烟煤储量丰富，可采储量约79亿吨。朝鲜一直受制于资金和技术不足，矿区开工率只有30%。朝鲜煤炭部门积极引进高新技术，大力促进现代化矿井建设。

　　六是印度尼西亚。印尼煤炭储量丰富，是主要煤炭出口国，勘探程度较低，投资和开发项目潜力大， 但社会性风险较大。

　　七是越南。越南优质无烟煤丰富，政策性风险较小。

　　八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依赖煤炭进口，煤炭有待开发，前景较好。

　　其他包括中东、东欧、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煤炭资源也比较丰富，尤其是在贸易、投资、承包工程等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空间较大。

　　对于煤炭企业“走出去”，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制定优惠政策，从项目审批、资金筹措等方面给予指导与扶持，研究制定煤炭企业“走出去”战略。

　　要从宏观政策上支持与引导，优化国际化内部环境。要从国家层面给予重视，在准入门槛、工作签证、设备认证、建立办事处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并且，要制定优惠政策从资金上进行扶持，通过多方信贷等融资方式与开发海外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帮助煤炭企业实施竞标、并购、直接投资、参股等多种形式获取海外资源。

　　此外，还要发挥国家有关部门和中介机构的作用，提供目标国家的资源、技术、法律、投资政策等相关信息，引导企业建立符合国际市场发展变化的开发和运营机制。（作者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信息研究院院长，文章根据作者在“中国能源战略与十二五能源发展论坛”上的演讲整理。由本报记者徐以升整理，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