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猛增是减税富民契机

　　财政收入比例过高，国人享受到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落后，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必然制约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从国外经验看，减税是必要之举。

　　今年1到5月，我国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元。而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年财政收入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的财政收入数量将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表明“国富”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富”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同样不应忽视。如果将8万亿元的天量规模作为转折点，那么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再调整已势在必行。

　　“国富”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全社会资源去应对突发性危机。从2008年开始高达4万亿的资金投入，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在金融危机之下，率先实现企稳复苏，并最终保持高速增长。当下，欧洲经济体陷入财政压力之中不可脱身，美国也不过是在靠印刷钞票度日。对比之下，在全球担忧经济“二次探底”之时，中国充足的财政“弹药”显示了威力。

　　当然，强调“国富”的优势并非意味着财政收入应该最大化。恰恰相反，以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而言，8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规模已经是过犹不及，已到了分配体制改革的转折点。事实上，国家财政收入的高与低不应该追求绝对数值，而应看相对数值以及公众对于财政资金使用的评价。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美国当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9%，日本当年GDP为52900亿美元，财政收入8019亿美元，所占比重约为15%。中国2008年GDP为33700亿美元，财政收入为8837亿美元，所占比重约为26%。数字对比可以看出，如果以GDP作为当年全部新增社会财富的话，那么中国行政部门所占的比例要远远超过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 财政收入比例过高，意味着企业和居民的税费开支较高；但与此同时，国人所享受到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一现象必须引起警惕和反省。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必然制约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由于财政收入占据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导致企业和公众自身财富积累缺少、对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所以面对危机就不得不依赖于行政救济。就此进一步强化了财政收入增长的必要性，遏制市场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升，最终导致市场自救宛若“扶不起的阿斗”，形成恶性循环。

　　事实上，“国富”远超“民富”的问题近年来一直被社会各界热议，也早已达成共识，即要实现财政、企业和公众间的合理分配，削减前者、补贴后二者，实现藏富于民。但讨论至今，当下最大问题其实在于执行推进，而绝不应该再因讨论而有所迟滞了。

　　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看，减税是必要之举。但是针对企业和公众的减税，特别是针对个税起征点的改革建议，却止于学界的呼吁而已，很难见到相关部门的积极响应，甚至有官员认为减税会导致赤字而反对实施。事实上，中央财政可以赤字运行恰恰为减税让利提供了制度空间，因为财政可通过发行国债度过转折期。

　　之前有媒体报道，预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年内就将出台。笔者同样热盼这一方案尽早出台，但更期望方案本身能更具可执行性，特别要对既得利益群体采取约束性措施。 （马红漫，经济学博士）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