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既有框架规制村镇银行

　　本为扶持“三农”经济而大力推行的村镇银行，却长期处境尴尬。为顾及金融安全而设置的诸多限制，实际上束缚了村镇银行功效的发挥。

　　有媒体近日报道说，村镇银行历经三年的发展，市场份额依然“微不足道”，甚至被村民误认为是非正规银行而不予理会。一方面，因不能 发行个人银联卡等业务功能限制，吸储能力弱化、存贷比居高不下，有些村镇银行的存贷比甚至超过150%-200%，面临放贷资金枯竭的风险；另一方面，相形资本实力雄厚、网点铺设成熟的农信社等传统金融机构，村镇银行难以在村、县地区赢得客户的口碑与信任，规模化发展受阻。核心原因在于，其实，农业存贷业务风险程度与传统城市信贷业务迥异，并不应将村镇银行置于固有框架中规制，而应让其遵循高风险高收益的市场规律。就此而言，笔者以为，不妨放宽村镇银行的进入门槛，为其注入民间资本的活力，实现放贷资本与借贷市场的“无缝对接”。其间，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责则是构建存款保障机制，为市场调节“保驾护航”。

　　面对村镇银行的窘境，银监会在5月放开了村镇银行向单一借款人发放贷款比例的上限，由占净资本的5%调整为不超过10%。6月，财政部发文规定，中央财政对达到一定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当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但是，对于村镇银行的实际帮助却效果不佳。村镇银行的迫切需求是盘活村镇市场的存、贷资金，进而成为各村镇的资金蓄水池，然而，在传统存贷利率和放贷模式的规制下，村镇银行除了经营范围局限于农村与县城外，与原有金融机构并无二致，反而更像是“重复建设”。

　　因此，打破村镇银行尴尬的市场地位，关键在于打造其贴近细分市场的特质。在农村，农民借款主要用于种养业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但是由于农业产品的特殊性，农民面临着一系列的市场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有三种：一是产品的趋同性。由于同一地域自然条件的限制及农民多年形成的耕作习惯，农民在种养业的品种结构上高度趋同。这必然导致同种产品的供给过多而“谷贱伤农”。二是规避市场风险的手段不健全。就农产品的价格风险而言，可供选择的避险手段有远期交易、期货交易、期权交易等。然而，中国农户却无法使用。即便是前期绿豆、辣椒等农作物被暴炒，价格一飞冲天，农民也难以从中分得一杯羹。三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难度较大。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并且有极强的季节性。因此，即使农户获得了市场行情，也不能像生产工业品那样加班加点。

　　可见，村镇银行在具备草根性、地区性的同时，还必须在其运作模式中体现出高抗风险能力、高收益的特征，才能够让村镇银行的经营步入永续发展轨道。就此而言，江浙一带的“地下钱庄”正符合这一经营规律。当然，“地下钱庄”因灰色性而暗藏洗钱等违法之风，需要受到严厉监管，但其中的一些“生财之道”则不妨借鉴。

　　以此而论，广纳各路资本力量并根据市场特征给予更为弹性的利率政策，才能够为村镇银行注入活力，使其有别于传统金融机构而独树一帜。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已开业的村镇银行共有148家，其中，80%由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信社等小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而设立。表面看来民营资本涉足村镇银行者甚少，但这并不一定是其本意。此前，相关文件规定，无吸储功能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其最大股东须为银行业金融机构，且持股比例不得低于股本总额的20%。如此，小额贷款公司要想升级，就必须把原有的控股权拱手让人，相当于将自己多年来的经营成果近乎无偿地与银行分享。这样的规定违背了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基本原则，侵害既有股东的权益，在感情上也难以为原有股东所接受，这才是民间资本望之却步的根本原因。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倡导以市场思维发展村镇银行，并不意味着主管部门要退出舞台，而是主管部门的工作重心应由具化参与转移为后台支持，即着力于完善存款保障制度、加强村镇借贷市场风险管理等举措。只要村镇银行具备一定自主调节能力，并置于一个风险防范完善的金融框架之下，这一专业银行自然就能担负起应有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