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税缺位造成世袭富人穷人,应拆分垄断企业

　　“遗产税缺位造成世袭的富人和穷人，应拆分超大垄断企业”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燕：“涨工资”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概念，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有些地方的劳动力稀缺，有些地方比较盈余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燕
　　如果没有遗产税，收入的不均等会一代一代往下 传，人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高经济社会的地位，便造成了世袭的富人和穷人。

　　早报记者 罗晟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燕指出，目前中国的税收政策难以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
　　中国应尽快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从基尼系数和社会现象来看，中国没有很大空间让收入分配继续恶化下去。中国目前财产税和遗产税的缺位，造成了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拉大。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北京大学财政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燕博士近日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作出上述表示。

　　王燕曾数次参加世界银行国家报告的写作，她最近的研究集中在增长的质量、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增长波动和银行业开放等问题。

　　结合其长期的个人学术研究经验，王燕分析了财政政策改革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作用。王燕认为，如果没有遗产税，收入的不均等会一代一代往下传，人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高经济社会的地位，便造成了世袭的富人和穷人，“这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均不可容忍的现象”。如果没有作为地方税种之一的财产税，地方政府就没有足够的税收来源，提供在教育、卫生、环境等方面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提及去年出台的“国有股10%转由全国社保基金持有”的规定，王燕指出，10%这一比例，还不足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金缺口。她建议，在即将出台的《社会保险法》中，应该规定国有企业上市的一定份额的股份注入国家社会保险基金，一次性、规范性地解决对于老工人的养老金欠债问题。

　　王燕还提到，垄断行业改革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建议对垄断行业的超大型企业进行拆分，这比降低垄断行业门槛更有效。王燕举例称，中石油、中石化作为超大型的垄断企业，其核心业务是经营炼油，其经营的加油站完全可卖给民营企业，并用连锁性协议来控制质量和价格，减少风险。

　　正值专访王燕之际，7月2日，中石油与中石化在武汉土地出让拍卖会上，为两块加油站建设用地各竞价300多轮。最终两地块均被中石油摘得，成交价分别为5530万元和8080万元，溢价率分别为770%和477%，据武汉当地媒体测算，其中一幅地块楼面价11万元/平方米。

　　“四万亿”的分配有问题

　　“四万亿投资”还是有一个“国进民退”的现象。跟欧盟的情况一样，每个地方政府都想尽量追求GDP增长，尽量把债务留给下一届政府，所以尽可能借更多的钱。

　　东方早报：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对“四万亿刺激政策”的负面效果进行修正，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你如何看待财政刺激计划以及政府部门的风险？

　　王燕：中国“四万亿投资”的分配结构存在一定问题。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中国经济季报》就认为，这笔投资还是有一个“国进民退”的现象：大部分投资给了国有企业；大部分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民生方面的投资还是相当少的；在解决收入不均等的问题方面，仍需增加投资并进行财税改革。

　　中央政府需要注意监管地方政府的行为。现在地方政府通过城市投资平台大量借债，其债务水平是很危险的。跟欧盟的情况一样，每个地方政府都想尽量追求GDP增长，尽量把债务留给下一届政府，所以尽可能借更多的钱。

　　东方早报：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政分配关系上的改进空间？

　　王燕：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一直没有改变，存在一些争论。我认为，现在是进一步改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时候，具体领域包括：

　　第一，增加新的地方税种，比如地方政府应该征收资源税和财产税。现在中央正对新疆的资源税进行改革，这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好办法。世界银行也是非常赞同。若今后可以允许资源大省进一步征收一些资源税，为地方财政筹集资金，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

　　第二，应进一步考虑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成计算的比重，这存有改革的余地。

　　第三，应明确具体公共服务的提供方，是由中央政府提供，还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目前有一些本来属于中央政府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其提供责任正由地方政府承担，是不太合适的。

　　加油站完全可卖给民企

　　将一些超大型企业进行分割，是反垄断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做法，这比降低垄断行业门槛更有效。比如,炼油是中石油、中石化的核心业务，加油站完全可卖给民营企业去经营。

　　东方早报：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最近出台了新的“非公经济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其中重要内容是关于垄断行业的改革。你如何看待垄断行业改革的前景？

　　王燕：世界银行多次强调中国要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但最近的情况并不是很令人满意，“国进民退”的现象还较明显。目前政府出台一些减少进入门槛的政策，比如让民营企业进入金融等行业，但是我没有看到很多具体的项目和措施。

　　垄断行业改革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因为改革垄断的国有企业时，有很多利益集团在为他们讲话。许多上市的国有控股公司本应分红，以此将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全民分享，实际上却被一小撮利益集团分享了。

　　东方早报：早在2003年你曾参与撰写了《服务业自由化对就业和产出的影响》一文，认为中国服务业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竞争和市场程度低。当时服务业内的行业垄断现象十分普遍，市场准入的限制比较多，导致竞争不充分。对中国推进服务业自由化、改革垄断行业，你有何建议？

　　王燕：我的建议仍然是要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让民营企业进入。另一种方法是在垄断行业将一些超大型企业/银行分割，就像1987年中国将一个航空公司分成了六个的做法一样。（注：1987年，中国政府决定对民航业进行以航空公司与机场分设为特征的体制改革，组建了6个国家骨干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西北航空公司、北方航空公司。此外，以经营通用航空业务为主并兼营航空运输业务的中国通用航空公司也于1989年7月成立。）

　　将一些超大型企业进行分割，是反垄断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做法。比如美国司法部在1984年依据《反托拉斯法》拆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目的是为了打破AT&T的垄断地位，通过分离AT&T的长话与市话业务，使长话领域的竞争能够自由开展。

　　我认为对垄断行业的超大企业进行拆分的方法，比降低垄断行业门槛更有效。通过对央企进行拆分改制的方法，可以更有效地促进竞争，提高效率，防止腐败。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作为超大型的垄断企业，其核心业务是经营炼油，为什么还要经营加油站？加油站完全可卖给民营企业去经营，并用连锁性协议来控制质量和价格，减少风险。

　　目前是税改好时机

　　所谓“只要经济增长得快，收入分配就一定会恶化”，是不对的看法。中国没有很大空间让收入分配继续恶化下去。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平等越来越没有耐心。

　　东方早报：根据你的研究，对于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中国应注重放开一系列价格管制的先后顺序，抑或是把握住较佳的放开时机？去年你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合写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一个学习、积累和升级的发展过程》曾提到，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贸易发展历程中，中国局部性、渐进性改革的一个教训就是一些扭曲持续的时间过长，这些扭曲包括低利率政策，以及对于能源、水、电、土地的价格管制等。

　　王燕：目前是税收制度和补贴改革的好时机。但每一项补贴的改革，每一种新的税种的增加，都是很复杂的，需要进一步测算和研究。

　　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很大空间让收入分配继续恶化下去。

　　首先，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已经过高。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5，这在发展中国家里是相当高的。

　　收入分配差距是可以改变的。所谓“只要经济增长得快，收入分配就一定会恶化”，是不对的看法。比如巴西的基尼系数在历史上曾达到0.60，最近有所降低。原因是在总统卢拉上台之后，进行了很多改革，包括给予穷困家庭一些带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即CCT，前提是必须将扶助资金用于其子女的包括健康和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这降低了贫困，使收入分配有所改进。这种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第二，最近社会方面的动荡，包括一些停工事件的出现，表现出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现象颇有怨言，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非技能工人的工资有多年没有跟上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平均工资没有得到提升，所以造成了工人的不满。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平等越来越没有耐心。所以如果不尽快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可能出现不好的后果。

　　政府不应扮演工资推手

　　“涨工资”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概念，今后工资问题要靠市场来调节。现在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多余劳动力已经被用完了，如果企业比较灵活，可以把厂房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地方。

　　东方早报：你如何看待今年工资的上涨情况？你对其背后的理论问题——“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注：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否已经出现”——看法是什么？

　　王燕：从历史来看，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以来，工资每年都有逐步上涨，但速度是落后GDP的增速，所以消费率也就在下降。去年由于经济危机，工资上涨的曲线是平的。因为去年工资没有上涨，所以今年工资上涨是有一定的经济周期性因素。

　　我觉得现在谈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有点为时尚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有些地方的劳动力稀缺，有些地方比较盈余。现在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多余劳动力已经被用完了，目前还不可能看到这个前景。

　　今后工资问题要靠市场来调节，应该根据供求关系来看“涨不涨”、“涨多少”。政府不应该扮演工资上涨的推手。大家老提“涨工资”，“涨工资”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概念。每个地区的上涨速度肯定不一样，这就造成有些地区劳动力成本很高，有些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如果企业比较灵活，可以把厂房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地方，是有余地的。

　　目前的税制不利穷人

　　中国税收结构中的主要税收来源是间接税，是通过买卖商品来交的税，是不利于穷人的税。如果没有遗产税，收入的不均等会一代一代往下传，便造成了世袭的富人和穷人。

　　东方早报：你认为目前发生的“涨工资”现象和收入分配改革有一定的相关性么？政府是否应该通过涨工资来缓解收入差距问题？目前公众关心的短期内房地产税、中长期物业税的征收问题，对收入分配有何影响？

　　王燕：工资是第一次分配的问题，要由市场来决定工资的分配；在第二次分配方面，调节收入差距主要是由政府调节税收来完成。

　　世界银行有个研究叫《运用财政政策提高增长的质量》，内容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直接税与间接税占总税收的比重进行比较研究。基于最新的数据结果发现，中国的直接税税种少，占税收比重只有28%，间接税占比最大，占总税收的72%。而发达国家的间接税只占30%多一些。

　　目前中国的税收政策难以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二次分配存在问题。因为所得税占比太低，财产税和遗产税的缺位造成了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拉大。

　　中国税收结构中的主要税收来源是间接税。间接税是通过买卖商品来交的税，不是直接通过个人来交的，是穷人富人都要付的。这是一种累退的税，而不是累进税，不是有利于穷人的税，所以要加大累进所得税的征收力度。直接税是直接针对个人来交的税种。中国应对人民的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

　　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对二次分配会有影响。如果没有遗产税，收入的不均等会一代一代往下传，人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高经济社会的地位，便造成了世袭的富人和穷人。这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均不可容忍的现象。如果没有财产税（这是一种地方税），地方政府就没有足够的税收来源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卫生、环境等）。

　　国有股划转不应新老划断

　　“国有股10%正式转由全国社保基金持有”的做法是不够的，不能采取“新老划断”的办法，不是以前上市的就不注入，今后上市的才需要注入。尚未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应讨论一次性解决隐性养老金债务的问题。

　　东方早报：目前很多老百姓对于社保制度的看法是，知道一定要交社保，但对未来社保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未来老年生活存在担心，你如何看待这种担心？你与徐滇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民营银行的倡导者）等人在2001年因《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一文，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文章建议，在对国有企业公司化和私有化的过程中实行债务和资产的转换，来支付转轨成本，减少隐性养老金债务。

　　王燕：近年来我并没有跟踪中国的社保改革，但我很同意德意志银行马骏博士的相关观点，应当用国有企业上市的一定份额股份注入国家社会保险基金，一次性、规范性地解决对于老工人的养老金欠债问题。

　　根据我的研究，解决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问题的办法，是国有企业上市的一定份额注入社会保险基金。从国际经验看来，玻利维亚政府曾用其6个最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所产生的资金，委托国际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运作，以此为全社会每个人建立起金额相同的最低养老金。尽管养老金水平低，但这些国家中最穷和最脆弱的群体，即那些无法为退休而储蓄的老年穷人，都可享受到。

　　东方早报：去年政府出台了“国有股10%正式转由全国社保基金持有”的办法，你认为这个比例能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金缺口么？

　　王燕：具体合适的比例还需要去测算，但10%是不够的。目前尚未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应讨论一次性解决隐性养老金债务的问题。首先测算养老金的隐性债务，然后测算一下上市国有企业的价值，多少比例的股份足够弥补养老金的隐性债务。

　　这就体现了国有公司全民所有。不能光让国有企业职工受益，不能光让国有股东受益。

　　目前的一代老人，已经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包括对国有企业做出很大贡献。所以把国企上市的股份注入国家保险基金，让他们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得到一些益处，能够有一个比较有尊严的养老生活，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国有企业应该是全民所有的。

　　社会保障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这是应由国家层面来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不是地方政府来承担。若社会保障由省一级提供，因为财力有限，省一级的社保基金经常处于赤字状态。所以国家层面应进一步用其他方法来注入资金，包括把国有企业上市的股份注入到国家社保基金。

　　这还需要通过《社会保险法》进行规范化，不能采取“新老划断”的办法，不是以前上市的就不注入，今后上市的才需要注入。

　　要加大投资公共产品

　　政府支出应该更多地从对私人物品的投资上，转移到公共产品（包括教育、卫生等各种服务行业）和服务上。

　　东方早报：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中，你认为哪些财政政策会比较有效？

　　王燕：公共财政改革是比较有效的措施。

　　第一，国有控股企业上市以后应该分红，所有的股东包括国资委都应该得到分红。至于分红的用途，由中央财政决定。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这些分红最好更多投资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比如，中央财政应加大对老、少、边、远地区的社会人类发展和扶贫的投资，并提高投资公共产品的效益。

　　其次，进一步优化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应该在税收的构成上下工夫。加大所得税的征收力度，加快财产税和对高收入人群的遗产税的征收，制定新的税种，包括环境税收方面的改革。

　　最后，政府财政要加大对公共产品（包括教育、卫生等各种服务行业）的投资力度，这将使国民经济更快转型。为提高增长的质量，在保持政府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政府支出应该更多地从对私人物品的投资上转移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将成为减贫、缩小收入不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有效工具。

　　我们的跨国比较研究显示，政府用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支出与较快的经济增长、大幅的减贫、环境质量，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对公共品的较多投入带来加速的经济增长和减贫。作为对照，政府用于私人品和公司的补贴（如对汽油、煤和利率的补贴）与结构扭曲的增长、收入的不平等和环境恶化高度关联。这个结论来自国别和项目研究的证据。

　　（注：以上观点仅代表受访者个人看法，不代表世界银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