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经济发展要加强市场驱动的投资和消费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大家下午好！我第二次到上海参加报告发布，去年在东郊宾馆，今年是学术回归殿堂，到浦东学院非常荣幸。我也想谈三个观点。

　　第一、我们现在担忧什么。一两个月前我们曾经担忧楼市泡沫，我们担忧通胀，我们担忧投资扩张过快，产能过快。好像现在迅速变了，我们现在开始担忧速度会回落，担忧投资可能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担忧工业会回调，担忧出口要下降，有的开始担忧会不会通缩。为什么很短的时间我们就发生了变化。我们想了一个问题，我们担忧什么。理论上来讲，我们的速度回调，我们11.9%的速度正常吗？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种速度是肯定是偏高的，适度回调向一个均衡的水平转换。我们房地产价格回调不是老百姓期望的吗？我们担心房地产投资回落，压动投资的下降，影响GDP。但是，我们不正是希望去挤压房地产的泡沫吗？我们担忧投资的下降，当然我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清理地方融资平台，我想这都是高速增长时期控制风险必须做的。这个时候我重复总理说的一句话，“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如果看一下世界最不值得担忧的就是中国，中国现在是国运当头，什么好事都轮到中国了，奥运完了就是世博，西方人说中国似乎都是冠军，除了足球。你的速度不是冠军吗，全世界第一，你需要担忧什么？

　　我们的政策空间是最大的，欧洲闹主权债务危机，我们还在担忧财政政策增收了怎么办。今年财政要增收，政府工作报告定的是8%，现在15%能不能挡住，增收的钱怎么办，是不是要和人大报告。我们流动性很充裕，弹性有很大的空间，从世界来比我们不需要担忧。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最不需要担忧的就是速度。我们只要到地方走一走，你就更不会担忧中国的速度。像胡行长刚才说去重庆，我前两天被邀请到重庆谈到两江开发区搞的论坛，一千多平方公里，别人要比着浦东干。浦东完了是滨海，滨海完了是两江。你说速度会下去吗？我觉得不需要担忧。

　　中国更不需要担忧的是中国不同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那时候它的城市化进程差不多了，但是我们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不需要担忧，要有信心，要牺牲一点速度来换取更长期、更健康的增长。速度回来不一定是坏事，也许是好事情。我们如果今天不想为此付出成本的话，支付速度的成本，我们明天就会付出更大的成本。从这个意义来说，速度回调难道不是很好吗。所以我说这是第一个观点，中国不需要担忧，我们需要是信心，需要的是力量。

　　第二、我们宏观政策也不能变，我们的基本方向也不能变。因为我们经济的增长动力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经济的运行还没有根本的好转，我们经济的结构还很不平衡。我们说基本的方向不能变，现在从中央来看，无论是货币政策委员会还是领导的讲话，这个基调很明确。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增强我们政策的有效性和前瞻性。重要的是怎么样随着形势的变化推进我们宏观政策在制定方向上的渐进调整和转型。

　　现在中国财政增收了，现在要扩大消费，我们能不能适当的调高一些工资，这个完全有可能。能不能政策下决心搞一批廉租房，把农民工安顿下来，让农民工不要勒紧裤腰带把钱寄回老家修房子，这就是空间。第二、我们怎么样增强货币政策的弹性和灵活性，使它更好的适应经济的运行，我们完全有条件这样做。

　　最根本的是要改变，通过这一轮的调整改变中国经济增长了动力结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应该用市场驱动的投资和消费，逐步替代政府刺激计划的效应的下降。当前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怎么样推进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现在民营经济占GDP55%，解决新增就业80%，已经今非昔比了。我觉得对于中国未来动力结构的变化发生积极的作用。现在民营投资已经明显了超过了国有投资，说明它这个动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我要说继续推动，向这个方向转变，让民营资本进去。特别是强调进军垄断业，包括金融业，包括其他垄断行业。民营资本进去了也会带动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带动消费，这是我们一个方向。

　　第二、要推动我们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城市化的进程。这也是市场的力量。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收入，改变他们的身份，让他们市民化，推进城市化，形成新的市场需求。如果中国的产能扩张没有终端市场需求的话，中国经济会很麻烦。我们现在缺的恰恰是要培育市场的力量。我强调的第二点，归结起来就是培育市场驱动的力量，这是我们政策应该坚持的方向。重要的不是在于制度，而是在于我们的质量，在于我们培育市场的力量。

　　第三、为明天做准备。今天我们不用担忧，明天我们要明确方向。后天向何处去做好准备，把短期的宏观政策和中长期的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结点，我们处在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的结点上。在放大一点尺度，我们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就处在这个结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史告诉我们，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屈指可数。你仔细想想哪些国家二战以后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是韩国吗？韩国也不是一个标准的发达国家，当然他进入了高收入国家，也是一个准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重复于原有的到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短期的政策怎么为中长期服务，要把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更加有机的结合起来。怎么结合，我觉得可以找到结合点的。中国经济发展最黄金的时候，消费率降到了最低点，去年45.3%，居民消费率35.6%。怎么样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短期政策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为中国内需的驱动，为这个模式的形成创造条件。

　　我们怎么样为未来的发展培育一些产业空间，包括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我们一投资，钢铁7亿吨了还在搞，还叫不够。什么时候够呢？按照过去几年的水平，每年新增1亿吨，这样下去行吗。我们确实要转向战略性新型领域。美国成天忽悠新能源，我们也看了一下新能源，我们的技术基本上都是买的，无论是多晶硅还是薄膜技术都是买的。中国最有潜力的，比如三网融合，以后接到4G的平台上。第二就是生物医药，中国13亿人，我们这个终端太大了。如果生物医药打开一个缺口，中国新兴的领域空间就出来了。我们都期待着长江，今天一个高科技园区关注宏观经济，我们搞宏观经济也要关注高科技园区。我们期待长江，要支持长江，我们也要关注张江。

　　另外，我们觉得像制造附加值的提升，现在关键在于生产性服务环节。中国产业发展模式到了一个极限，我们就是工厂里面的环节，工厂外面的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品牌。我们就要把这些高地夺取一个算一个，我们制造业的附加值就可以提升。所以中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这个也是我们短期怎么和工厂结合起来。

　　再一个，我们怎么样增强可持续性，我们过去几年，每年新增煤炭消费两亿吨，能持续吗？怎么样把低碳的技术引入到我们的产业发展模式当中，在制度设计上怎么样强化这种节能减排的压力等等。我们今天不仅要明确明天的方向，也要为后天做准备。中国今后今年是最关键的几年，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新的发展模式的起步阶段，是中国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能不能成功。所以我们要很好的谋划后天，为后天做准备。今天就要考虑，把这个政策结合起来，是我们值得关注的。现在正好制定“十二五”规划，把这两个事儿有机的结合起来，也是符合这个方向的。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些，归结起来增强信心，明确方向，为未来中国的大发展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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