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为何“方舟子”少而“唐骏”多？

　　在“内地高等学历造假形成庞大产业，官员热衷混文凭”的信息面前，笔者想到了一个网友关于唐骏“学历门”的跟帖：像唐骏这样的人又何止万千？一些身处高位的官员、坐拥千万资产的富豪，不也都爱千方百计搞个假学历来给自己脸上贴金吗？

　　当文凭成为贴金的象征，甚至成为 “学位-官级换算表”——学士相当于科员、硕士相当于科长、博士相当于处级、博士后相当于厅级时，我们就发现了文凭后面“权力黑客”的晃动身影：从2002年起，中央四部委曾经组织一次整治官员假学历的严打风暴。在全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干部和中管企业领导人员共67万多人的学历、学位中发现了15000多例误填、错填或虚填、假填。

　　笔者以为，如果我们不把唐骏仅仅当作“打工皇帝”，而是看成一个事件、一种象征的话，可以发现，官场中的“唐骏”数量恐怕超出了公众的想象，而“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之争再次印证了这点。其实，官员文凭早已成为一个问题，已经被称之为“文凭腐败”，《瞭望》周刊曾报道说，2004年10月，中组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清查，发现67万名县处级干部中，每40个人就有一个文凭有问题。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官员读硕、攻博之风愈来愈盛，不少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某某名牌大学的硕士或者博士，甚至成了硕导、博导。

　　如此，我们恐怕只能感叹“方舟子”太少而“唐骏”太多了。曾有学者专门探讨了陌生人社会中的文凭不真实性问题，特别批评了“政府官员借金钱和手中权力开路来谋取文凭”的丑恶社会现象——“权力黑客”，但是，时至今日，社会依旧束手无策，只能让“权力黑客”蔓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

　　由此，也引申出了一个社会问题：“权力黑客”下的“方舟子”之少和“唐骏”之多，该如何面对和求得治理之策？学者柯林斯从韦伯主义的角度谈了对文凭社会和文凭主义的认识：接受的教育程度 （以学校证书来体现）被用来限制那些竞争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的数量，并帮助那些享有“教育专利”的人垄断这些职位。可以说，官员对文凭的追逐乃至出现造假行为，无非是为了换得利益或升迁，也就是一种利益置换行为——把“文凭”作为了获得利益的筹码，而手中的权力恰恰充当了交换的工具，正是在这点上充满了诟病，被称之为追逐文凭中的“权力黑客”现象，事实上也造就了“权力文凭”的客观事实。对此，不能不慎重对待之。

　　相信很多人还记得那位骄横的乾县科技局局长王显亮：“这是啥考试？还弄得和真的一样，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当更多的官员都拥有这种心态时，也是更多官员利用权力进行换取文凭之时。这种“权力文凭”，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比那些豆腐渣工程、政绩工程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小。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提交了一份 “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当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形成气候时，不但造就了“假的真文凭”，而且意味着“劣币驱逐良币”怪圈的形成。因此，治理学历社会中的“权力黑客”，尽管不能单一地依赖“方舟子”，但是“方舟子”之少和“唐骏”之多仍是一种拷问，仍是一道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