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叶文添
编者按/
2010年，是宝钢面临剧变的一年，也是整个中国钢铁业遭遇拐点的一年。
这一年，投资数百亿的宝钢湛江千万吨级项目将启动，宝钢将向世界第一的位置发起冲击；这一年，严厉的地产新政，让市场需求大为减少，从而导致钢价下跌；这一年，我国面临淘汰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作为我国铁矿石谈判的一线代表，中国最大、世界前三的钢铁企业——宝钢集团将遇到诸多可见或不可见的压力与挑战，宝钢准备好了吗？
金融危机让宝钢“二次创业”——
“2009年1月，宝钢年度工作会议上，传统的年度总结和来年展望，被‘反思’、‘倒逼’、‘二次创业’几个鲜明的关键词代替。”
《中国经营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钢铁行业的冲击非常巨大，当年第四季度宝钢首次亏损，当时传出员工降薪，高炉停产，整个行业一片风声鹤唳。作为宝钢的掌舵人，你当时面临着怎样的压力？如果用最恰当的词来形容那段时光，是哪个词？
徐乐江：恐慌和茫然。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来得很突然，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以后，实际上从四季度开始，金融危机就蔓延到全球。2008年前三季度，宝钢股份已完成170亿元的利润，集团公司当时已经完成利润346亿元了。按往常来说，还有一个季度，我们预测集团公司可以实现利润400多亿元，宝钢股份可以破200亿元。但这场危机来得突然，整个行业顷刻之间没有订单了。我们产品的季度价一夜之间比现货价高出了一大截，这在宝钢历史上，是从没遇到过的，我记得2008年11月22日，温总理来上海调研，视察宝钢的时候，他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作为宝钢的一把手，我对这句话体会很深。
《中国经营报》：从金融危机中，你收获最多的什么？
徐乐江：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实际上，在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钢铁业一直顺风顺水，但市场经济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有客观规律起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就像当头一棒，把宝钢人给打醒了，所以2009年我们实施了市场倒逼机制，管理变革的力度也很大。2009年1月，宝钢年度工作会议上，传统的年度总结和来年展望，被“反思”、“倒逼”、“二次创业”几个鲜明的关键词代替。当时，钢铁市场已经从多年的“供不应求”转变为长期的“供大于求”，宝钢也要思考如何在变化的市场情况下对经营和管理模式进行全面调整。随后，压缩管理层级、精简管理机构、调整销售模式等变革陆续在宝钢内部展开，宝钢要进行“二次创业”的理念，也在这一时期不断被强化，目的就是要提高宝钢的应变能力和响应能力。可以说，从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获得了教训，也收获了经验。
《中国经营报》：2009年11月，金融危机尚未过去，宝钢集团以现金2.86亿澳元(约18.04亿元人民币) 购得澳大利亚综合矿业公司Aquila 15%股份。而早在两年前，你就表示宝钢要走出去，当时还希望参股力拓，宝钢的海外扩张计划是怎样的？
徐乐江：未来在国际钢铁原料整体供大于求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寻求新的矿业资源、投资开矿的外部环境将变得更为宽松。
宝钢在铁矿石市场非常不景气的时候，于2001年和淡水河谷合资组建宝华瑞取得了每年600万吨的铁矿石资源的稳定供应，按现在的说法叫权益矿，好处就在于可以对冲矿石涨价的风险。2002年宝钢和力拓合资组建宝澳矿业，投资宝瑞吉，取得了每年1000万吨的权益矿。目前，国内大中型钢铁厂，包括很多不搞钢铁的资源行业都投身于铁矿石这个市场了，这样未来竞争格局会发生变化。
破除铁矿石垄断已初现成效——
“我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没有形成议价权，这非常令人惋惜和担忧。”
《中国经营报》：我国是世界第一钢铁产量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按道理来说，在铁矿石价格谈判方面我们应该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是从这些年的谈判历程来看，我们似乎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除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铁矿石价格有比较大的降幅之外，每年都在涨价，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乐江：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我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没有形成议价权，这非常令人惋惜和担忧。这主要是我国钢铁业集中度低造成的，而对于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我们也在熟悉当中。10年前，我国进口铁矿石的三分之一为宝钢所用，而如今变化的是，我国钢铁业发展迅猛，众多企业使用进口铁矿石，也由此诞生了很多铁矿石贸易商。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独有的两个价格：一个是长协价，一个是现货价。但是，对于日本、韩国，这些钢铁产 业集中度高的国家却不是这样，日本4家大企业的产业集中度接近75%，作为谈判代表的新日铁与其他3家企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宝钢作为谈判代表多年，有时我们的谈判需求是很难兼顾到方方面面，所以现货市场也应运而生了。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发展速度较快带来的问题。但我相信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工信部、发改委等国家部委提出的解决钢铁行业存在问题的导向的推进，未来中国的铁矿石市场一定会迎来一个良好的秩序。
《中国经营报》：多年与三大矿山的谈判是否使得我们已有一些经验与之抗衡，中国的钢铁企业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铁矿石企业的全球垄断，我们怎样摆脱三大铁矿石企业对市场垄断所造成的影响和尽量减少对他们的依赖？
徐乐江：我们一直在尝试。从安全获得资源的角度出发，中国一直在为打破海外资源供应的地域垄断和品种垄断，构筑多元、稳定的全球资源供应体系而努力，虽然短期内还难以打破供给的垄断格局，但应该看到，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从铁矿石进口来源看，中国铁矿石来源国已经发展到了40多个国家。除澳大利亚、巴西等传统资源国家，当前中国还在南非、蒙古、越南、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秘鲁、阿根廷等国的海外资源投资方面取得了进展。目前中国每年进口的铁矿石中有8000万吨属于权益矿，中国钢铁企业参与合作的海外铁矿资源已有1.9亿吨/年，中国钢铁原料多元化供应已开始逐步呈现。
宝钢在湛江有个梦——
“中国钢铁业下一步要转变发展方式，能源资源浪费、污染大的落后产能要被淘汰，另外，还有一个布局调整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宝钢这些年扩张力度加大，收购了很多的企业。2006年重组新疆八一钢厂，2008年与广钢、韶钢重组，2009年收购宁波钢铁，这主要是出于何种考虑？
徐乐江：在湛江我们一直有个梦想。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就坚定地认为湛江是块建大钢厂的好地方。未来宝钢的布局将形成“两角一边”，所谓两角就是宝钢地处长三角，我们现在又在珠三角和韶钢、广钢重组，通过实施广钢环保迁建，在湛江建设500万吨精品钢铁基地；一边就是西北边，新疆八钢已进入了宝钢集团，我们和包钢也还在接触当中，重组对我们来说，更多是机遇的把握。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钢铁业下一步要转变发展方式，淘汰落后产能。能源资源浪费、污染大的落后产能要被淘汰，还有一个布局调整的问题。天津、北京、河北、辽宁、山东等环渤海湾省市，钢材总产量达3亿吨，但自己消化不了，50%外销。再看看广东、福建、广西三省区钢材产量一共加起来3000万吨不到，用钢量却很大，一年从北方拉过来的钢材要五六千万吨。再看我们的集中度，发达国家，像日本四大钢铁厂家，集中度达到75%；韩国两家集中度将近80%；美国4家接近70%，欧洲也一样。但是，到2009年，我们前10家钢铁企业的产能集中度加起来只有42%，前5家只有29%。较之国家《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国内排名前5位钢铁企业的产能占全国产能的比例达到45%以上”的规划目标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宝钢再要发展，唯一的路子就是和国内的钢铁企业联合重组，把宝钢的软实力和他们的硬实力结合起来。
《中国经营报》：宝钢在兼并重组过程中遇到过怎样的困难？有没有收获？
徐乐江：遇到的困难很多。宝钢在1998年与上钢联合重组，当时就面临了相当大的压力。
我们根据他们所占的市场、资源，还有今后发展的定位，装备全部更新了，干部技术人员也过去了，但和我们心目中要达到的目标、竞争力还有距离，这里有一个能力培养的过程。今天我们还不敢说和上钢联合重组大获全胜。
与上钢的重组让我们得出经验：第一，各企业在自身发展当中，一定有其独到之处，我们尊重其文化、习惯、传统。第二，在联合重组之前，从它的装备、工艺、人员，到我们后面的规划，都要交流得非常充分。第三，定位很重要，要根据被收购企业的市场、资源，做出正确恰当的定位，这对其今后走得顺利与否非常重要。这些收获让我们在以后收购八一钢铁、宁波钢铁中都受益匪浅，为收购成功打下了基础。
《中国经营报》：有预计显示，2009年我国钢铁产量在5亿吨左右，而今年有望达到7亿吨，此前有消息说宝钢计划今年的产能将达到1亿吨，而资料显示，在2009年宝钢的产量是3800多万吨，如此看来，很难实现这个目标了。
徐乐江：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在2010年达到这个产能。去年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提出来，要在全国形成3到5家5000万吨以上的特大型钢铁企业，这是一个衡量集中度的坐标体系。但我更认为，这3到5家要真正具有竞争力，不能为了提高集中度而提高，这样才能改变现在中国钢铁业太分散的被动局面。
宝钢新一轮规划是到2015年，形成6600万吨的产能（最新公布的规划数据为6600万吨），但是我们的目标后面加了一个α。之所以用α，就是说具有不确定性。第一，整个行业发展的趋势到底如何，这个和宏观经济有关系；第二，宝钢实施兼并扩张后的掌控能力到底如何，如果重组后不但对方竞争力没提高，还把宝钢自己给拖下去了，这显然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这个α是根据宏观经济、行业发展还有宝钢的能力提升来确定的。在上一轮发展目标制订的时候，我们提出过8000万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更冷静了，更谨慎了，一定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记者观察
双面徐乐江
看上去，徐乐江笑容满面。
这一天面对着诸多记者，戴着一副厚底眼镜，一身浅色西装的他平和、随意地与在场的记者打着招呼，他甚至与熟识的记者开起了玩笑，他抢在记者发言前说：“我知道你最想谈什么？铁矿石谈判。”
徐乐江今年51岁，1982年进入宝钢工作，人生将近30年的美好时光都给了宝钢。2007年初，他就任宝钢集团董事长，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钢铁企业的掌舵人，而此时的宝钢已与谢企华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更多时候，徐乐江不仅仅需要面对一个企业的日常管理，风起云涌的国际铁矿石谈判将宝钢，也将徐乐江推向了风口浪尖上。
自从上世纪后期，全球铁矿石市场供大于求，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三大矿山通过不断收购获得了垄断的市场地位，牢牢地控制了全球铁矿石市场。而此时的中国钢产量从之前的1亿吨到了去年的5.68亿吨，全球钢产量去年达到了12亿吨，由此供需平衡被打破，铁矿石长协定价机制面临瓦解，每年一次的铁矿石谈判让诸多钢铁企业粉墨登场，不过大多时候，都以三大矿山的胜利涨价而告终。
而作为国内一线谈判代表的宝钢则长期受到外界对于其谈判不利的指责，在媒体的采访现场，就有记者尖锐地提出，这些年谈判过程中，宝钢是否存在谈判策 略失误的问题，比如每到长协议价谈判的关键时期，宝钢就提价。
“你可能对钢铁行业的运行规律并不了解，我觉得这种说法不符合客观规律。”徐乐江解释说，此前宝钢实行的是季度定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节奏，我们改变策略，实行月度定价。去年12月份宝钢给出了“涨盘”，所以媒体说宝钢是谈判代表，却又涨价，显然和所处的角色不符。而矿石谈判在去年10月份、11月份就开始，当时的宝钢是连续两个月降价。所以说矿石是个市场，有供需关系；钢材也是一个市场，也有供需关系，这与宝钢的谈判策略并没有关系。
徐乐江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这个技术出身、书卷气浓厚的中年人，对下属和员工温和、平易近人，他温文尔雅、不张扬，一位了解他的人士说，徐乐江平时善于听取下属意见、鼓励发表不同观点，而与全国各大钢厂的领导者关系也很好，互相交流频繁。在采访现场，他就微笑着应着摄影记者的要求，配合做好拍摄工作。
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平和的人，面对危机时却又从容不迫，显出铁腕手段。2009年初，金融危机肆虐之际，为了提高应对严峻市场形势的能力，宝钢出台总部管理变革举措，调整了总部职能、部门组织架构，以此强化集团的战略管控职能，提高决策效率，并精简机构和管理人员。总部从原先的14个职能部门、45项职能变革为10个职能部门、38项职能，部门负责人、部门副职和职能负责人从54个岗位变革为33个岗位。而据记者了解，此次变革让宝钢在2009年降低了30%的管理费用。
而自宝钢而起的这股变革风潮也开始在当时危机重重的中国诸多钢铁企业蔓延，这一年多数的钢铁企业的财报上都有类似“降本增效”的字眼，而真正如宝钢这般雷厉风行者却并不多。
宝钢的规划目标是到2015年形成6600万吨以上的产能，宝钢的愿景目标是“成为绿色产业的驱动者、钢铁技术的领先者、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公司典范”。“我们不仅仅希望在规模上做大，在技术、盈利方面也要是最好的。”徐乐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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