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载体演变史

　　温州民间借贷的传统模式主要攀附在亲缘与地缘之上，但各类担保公司的介入，打破了这一传统的借贷纽带。

　　也由于一些担保公司违规操作，曾招致了一场震动全国的整治活动。民间资金再次整合、积聚。由此，典当行激增，寄售行旺发，在这背后，温州几近进入“全城借贷”态势。

　　“呈会”溯源

　　温州民间借贷中最具代表的融资方式为“呈会”，即亲朋直接共同集资，轮流给彼此使用，这种互助形式慢慢催生出了“掮客”。目前“呈会”在温州已经非常鲜见，代之以形形色色的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等。

　　2007年下半年，房地产成为温州人最狂热的投资领域，但时值银根紧缩，一些担保公司大举开设。一座温州城，就诞生超过250家担保公司。

　　温州当地人大多知道，所谓担保公司，多半干的是地下钱庄的活，如办理票据贴现(收购光票)、保证金垫资、代还贷款等。此举将一些在危机中的企业也纷纷卷入饮鸩止渴般的融资状态。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在一项调查中发现，民间借贷中有四成借贷给了企业。危机引发的市场动荡，企业因高额借贷因素叠加，引发了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潮。

　　这由此招致了一场来自中央工作组的整治。在上级调查组进驻温州调查担保业后短短两个月里，有20家担保公司注销。

　　“整天被查封，这个行业已经名声臭了。”一名从投资咨询类公司转做典当行的股东告诉记者，“我们圈子里的人，大多去做典当了。”

　　实际上，典当在他们的操作里，和之前的内容差不多，犹如是银行里的抵押贷款，只比银行更灵活而已。

　　据温州市经贸委统计，2009年以来，全市典当行起码增设到35家，业务总额12亿元以上，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5.79%。而三年前典当行仅有3家。

　　“赚翻了，老板是满脸笑容听完年度汇报的，利润起码在20%以上。”当地一名大型企业的董秘向记者透露了其公司参股的典当行经营情况。

　　寄售行的灰幕

　　在这个城市里，寄售行算是一种新机构，但很多人都清楚，寄售行实际上在做资金拆借的生意。

　　当地工商部门人士介绍，寄售行的开办爆发于去年，尤其在去年年底到春节期间，新登记设立的寄售行达100家左右，寄售行(个体户)总数已达到232家，寄售公司达到58家。

　　“方式和典当行差不多吧。”温州永强一名之前开担保公司，现在和人合伙做寄售行的负责人称，“不像担保公司需要那么多备案和严格的监管，寄售行做起来方便多了，而且也没那么引人注目。”

　　当地一名了解“行规”的陈先生向记者透露，但凡开寄售行，股东结构最好有“红黑白”三色结合。他表哥的寄售行的股东构成就是：一是银行某工作人员，懂政策，懂操作，懂融资；二是找带点“江湖”背景的人物，专门对付那些借钱不还的客户；还有一股是他表哥自己——一家企业主。

　　实际上，寄售行的经营也并非那么隐晦，拆借资金基本是处于半公开状态。

　　在温州市机场大道，记者以一只手表典当到了1000元钱。同时，记者和业主约定，5天后，来还钱赎回手表，逾期店主可以将手表出售。记者在拿到1000元钱之前，必须支付5天的手续费50元钱。

　　很明显，这种业务的操作方式和典当行雷同。

　　全城借贷

　　在这些民间金融载体变更的背后，是一种几近全城借贷投资的态势。在人行温州中心支行4月中旬调查样本中，有89%的家庭（或个人）和56.67%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5月中旬以来，记者陆续对温州的一些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借贷公司以及10名借贷者进行明察暗访，发现当地的民间拆借年利率从12%到96%不等，也就是当地习惯所称的月息1分到8分。

　　危机后产业的重塑或升级对这个区域的资金需求量明显增强。

　　在“中国电器之都”的乐清市柳市镇，原本做电器配件类的陈素青告诉记者，经过危机洗礼后，她现在重新开了家十字绣的加工场，绣品都分发到户。相当于当年的家庭作坊形式又在这一带掀开了。但她透露，像他们这样的小企业在开创初期，还是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的，于是来自亲戚朋友的民间借贷就成了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这股资金需求不仅来自温州，更来自全球。

　　温州市政府在一次高层论坛上透露，目前温商在外经商的有300多万。对于这个群体而言，素有民间借贷习惯，资金在温州这个区域内回流、发散就相对频繁。自然，这里就成了一个资金往来的“小山头”。

　　“新国36条”规定，“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的规定，让温州民间资本看到了开办民营银行的曙光。意大利侨领刘光华等人正着手组建温州华侨银行，知情人士称，此事已通过当地政府论证并上报到相关部门审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