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致力于在改革中挑战和颠覆人们观念

　　资料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 中新社发 王辰 摄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人们的观念革新是构成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张维迎与他的同代人一样，就是这样一个致力于在改革进程中挑战和颠覆人们观念的人

　　已过“ 知命”之年的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安静地关好身后的对开大玻璃门，谦和地坐在记者对面，毫无传说中的狂放之气。玻璃门身后长达近百米的宽阔露台，彰显出此地仍然是中国最贵最好的经管学院之一这一事实。新建的北大光华经管学院栖身北大科技园中，与老光华周围的博雅塔，以及燕南园、畅春园里的老式中国建筑相较，风格有明显的新旧之别。

　　崭新的中国经济学，也如新式建筑一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后突然生发，并以显学的地位取代了训诂考据、探幽寻微的传统之学和其他“富国强民”的自然与社会科学。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也迎来了人生的灿烂时代。

　　1984年9月，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莫干山会议”举行，年仅25岁的张维迎力促价格“双轨制改革”，深得老一辈经济学家马宾、茅于轼等的赏识，并于该年9月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90年，在从事6年的改革调研工作之后，31岁的张维迎赴欧，在牛津大学师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并先后取得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

　　1994年归国后，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走进北大。从此，张维迎每日漫步于北大新旧交错的建筑中，一如他多年来以市场派的身姿挺立于舆论洪流中，也交错于学者和改革参与者、精英与民众的碰撞和断裂中。

　　2010年7月，张维迎的新书《市场的逻辑》出版。在书中，除了收录了他与改革有关的研究论文外，还专门有反对在经济危机时出台刺激政策的一篇文章。在经济形势晦暗不明之际，张维迎的言论仍然大胆。

　　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的张维迎，已经不像年轻气盛时那么直截了当，而多了几分不确定性的圆融。比如，当回答记者提问的怎么能够保证他所预测的中国政治改革将在未来30年成为改革主要内容时，他婉转地说，“我说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这种说辞和方式，太不“张维迎化”了。

　　历史上的学者张维迎，曾经如催生他的那个时代一样大胆，一直致力于挑战人们的观念。

　　为钱正名，为价格正名

　　1982年3月，23岁、身为西北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上，发表了如何建立“中国式数量经济学”的豪迈之语：“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死守着那过时的教条，那么他们的良心何在？”

　　彼时的中国经济学，秉承的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之学，还固守在计划经济指令和分配的框架之中。而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结果，是长达几十年的物质匮乏。囿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中国经济学亟需寻求突破。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以自由主义市场为核心的经济学之间，显然还有一道界限。但现实的疆土，在那时已经松动了。从文革的政治灾难和极度匮乏中走出来的中国，需要新的理论和实践，也需要新的思想和学问。

　　那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1月26日至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新宪法规定：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委；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1983年，还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正如题目一样，作者在文章中对“金钱的身份和功能进行了某些肯定”。尽管文章“尽可能多地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金钱的诸多论述”，仍然惹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之声。批判者认为，该文的“拜金主义思想和断章取义的行为，严重歪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文使张维迎备受争议的同时，也使他在经济学界声誉鹊起。

　　虽然如此，陕西人张维迎并没有因此改变性格，并且，循着对金钱功能的作用，张维迎找到了市场经济的核心工具——价格。1984年4月，张维迎写成论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后来成为他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公开提出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政策探索。文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的核心，就是从政府定价到市场定价这样一个转变。

　　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 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对于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在多年之后，成为经济学家华生和张维迎的一段公案。根据华生的回忆，当年的莫干山会议上，王岐山、周小川、周其仁、郭凡生、楼继伟、李剑阁、田源等都参加了会议，并提出了“小步快调、不断校正价格体系”的方案。而“价格双轨制”的来源，是张维迎“完全的市场派观点”，与华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何家成(现任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高梁(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张少杰(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以及蒋跃(现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共同争论后形成的“先放后调”思路被采纳的一种结果。华生在一篇文章中还回忆，当时“正值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当时中央意图“集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者的思想精华，碰撞聚焦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决策参考”。

　　“莫干山会议”之后的一个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正式公布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

　　“价格双轨制”这一基于现实变迁的易行性而采取的实用主义行为，虽然为日后废除多数领域内的计划价格扫清了障碍，但也为寻租带来了天然的制度空间。并且，时至今日，价格双轨制虽然在原计划价格的大多数领域内被消除，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还长期存在。比如，中国的城乡土地之间、城市用地的工业与商业土地之间、“限价、竞价”土地与“招拍挂”土地之间，一直存在多重价格双轨制；允许协议转让与进场交易并存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的价格双轨制、股票发行的双轨制、公务员与企业及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职工在退休工资上的双轨制等等。
　　资料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 中新社发 王辰 摄

　　针对中国几乎成为社会问题的城市高房价问题，当年张维迎在西北大学的同学、著名房地产商冯仑在今年1月份发文说，未来十年内，“解决中国房价，要靠双轨价格”。也即，在一部分核心区域，靠竞争价格；在保障房区域，政府控制价格。

　　2008年年末，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张维迎说，当年对双轨制认识很粗浅，没想到腐败会如此严重。但是，“价格双轨制没有失败”。因为，“总体来讲，中国由于实行了双轨制，所以采取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道路、转换方式，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转轨”。

　　“双轨制”这个概念，在张维迎看来可以理解为，“我们要修路，但是得留出一边的老路可以走，你不能同时把全部路段砍断等修好了再走，所以它是渐进式的、平稳的。我们应该从大的视野看历史，看改革，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大方向。历史不能细看，看得太细就会迷失大方向”。

　　“化掉的冰棍论”

　　1990年至1994年期间，张维迎在牛津大学的学习目标，集中于求解“资本雇佣劳动”之谜。也许正是因为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剥削劳动”这一思维直觉的反动，使得深度品尝过农村匮乏滋味的张维迎选择了这一研究的重点。而1994年张维迎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的结论则是，“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脱颖而出的机制。

　　对企业家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行为的激励，此后一直成为张维迎企业理论和组织理论研究的重点。1994年，从英国回来的张维迎，劈头赶上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的中心问题——国有企业改革。

　　在这一领域，中国经济学家“费脑汁最多、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满意答案”。中国的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但由于“谁也可以拥有就等于谁也不能拥有”，没有人真正能够为企业的盈利负责，国有企业长期出现亏损，成为80年代中央和各地地方政府的重大负担。80年代，中国国企改革的重点是政企分开和企业扩大自主权。后来演变为承包制为主的“放权让利”。但扩大了自主权的承包制企业也会出现内部人控制、工资侵蚀利润等短期行为，企业经营者并没有真正的动力去发展企业，技术改造也难以启动。

　　90年代争论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前者不改变所有制，只在内部管理机制上寻求改变；而股份制改革则涉及所有制形态和股权结构的变化。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也形成了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

　　为谁所有，姓社还是姓资，是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观念改造的中国人斤斤计较、耳熟能详、擅长辩论、也最敏感的一个领域。农民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可以顺利进行，就在于名义上，仍然归“农村集体所有”，虽然这一所有制形式在后来的权利界定中成为无数麻烦的重要原因。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文件还提到，“公司制股份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

　　但根据《吴敬琏自传》中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回忆，“在1993年的那个文件中，是相当混乱的，你说好的地方，就是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混乱的地方，就是放任，把现代企业制度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搅在一起，并不清晰。”

　　吴敬琏断定，国有企业必须走产权清晰化的股份制道路。

　　不过，他有一个与张维迎的前任、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光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不完全相同的观点，就是公司只有确定“能够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有效运行。

　　厉以宁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设想的人。早在1986年9月，厉以宁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在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设计中，厉以宁更以设计了“国有股与流通股”的价格双轨制闻名，被称为“厉股份”。

　　网上流传着厉以宁引起巨大争议的一段话：“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但长期改变人们的观念却非易事。“社资 ”不定，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1995年后，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了8.6倍。

　　1997年，政府提出要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张维迎此时坚定地主张民营化。“年轻气盛”的张维迎，想法与厉以宁几乎一致，就是“改革财产制度，必须搞民营化”。另外，之前在体改委研究所6年的工作实践，也让张维迎深深懂得了“政策的变革首先必须考虑到其可行性”，“一万个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个有效的行动”。企业家精神的价值论和实用主义方法论相加，促成了张维迎在国企改革中“冰棍论”观点的形成。

　　张维迎日后流传甚广的“冰棍论”，与厉以宁“牺牲一代人”的观点日后引起的争议程度大致相当：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山穷水尽处，改革再次“被动”地得到拓进。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同时明确公司制股份制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但一般只是集团公司控股的二级企业，而非母公司本身)的公司化改制，终于开始进行。

　　约束政府权力

　　张维迎眼中的民营化有两个内容。其一是鼓励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其二是使国有企业民营化。进入21世纪，这两个领域的合力取得了惊人的结果：

　　1978年时，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80.7%，但到了2006年，国有部门的工业产值比重下降到了9.7%，而非国有的已经上升到了90.3%。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万多家，下降到2006年的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25000千家。

　　但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一直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讲演，引发了著名的“郎顾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张维迎挺身为企业家一辩。

　　2004年8月24日，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作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诋毁他们的贡献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

　　随后，这场争论被扩大化。“右派”阵营中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其仁、张文魁等站在了张维迎一边。而杨帆、韩德强、左大培等“左派”则站在了郎咸平一边。“左右”关系，一时紧张。

　　2005年8月，顾雏军及其主要助手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拘捕。
　　资料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 中新社发 王辰 摄

　　“郎顾之争”之后，张维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尤其是网民对他铺天盖地的责骂。

　　但张维迎并没有改变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耿直特点。2006年，张维迎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文中提到，“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这使得张维迎几乎再次成为“全民公敌”。

　　张维迎的好友、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和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都为张维迎进行了辩护。陈志武表示，声讨张维迎的人都是“情绪多于理性，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茅于轼则认为，“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但独立学者袁剑却认为，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建议中，忽视了公众，使改革“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而“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 而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时，尘埃落定数年之后的张维迎说，“人类本身有一个思想的市场”，因此，“同意和反对就是人类观念市场竞争的一部分。”

　　张维迎曾经为舆论所扰。一度，他曾经抱怨说，“部分大众媒体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如今，他的目光转向了对自由与阻碍自由的制度分析。他发现，“人类最宝贵的是还有一种思想的自由”：

　　“现代社会越来越可以表达我们脑袋里面想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称为创新性的思想，在表达的时候几乎都是跟传统碰撞比较厉害的。每一种新的思想的出现，都是在原来思想的束缚压迫下出现的。中国本身在变革的过程中，也有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现实就是，从想问题到表达出来也还有一段距离，有些人可能勇气大一些，有一些人做出了却不敢说，因为说出来要得罪人。”

　　遥遥看过去，那些争吵的烽烟，已经离51岁的张维迎越来越远了，或者，他越来越不在乎了。

　　他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企业的竞争力。他发现，尽管中国的民营企业成长快速，但仍然受制于制度环境，尤其是政府行为的干预。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则必须依靠法治，规范政府行为，以法治来切实保护个人产权。至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或多或少存在的“原罪”问题，甚至是奶业行业出现的“三聚氰胺”问题，他也认为制度环境要负一定的责任：

　　“中国的情况是，政府的政策多变且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大部分企业的企业家没有稳定的预期，就容易追求短期利益。人的行为和环境是相适应的，政策环境一定会影响企业行为。”

　　因此，他的目光开始对准了政府的权力：

　　“市场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自己幸福，先要让别人幸福。这个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历史上有好多的时代，是一部分人的幸福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需要让别人幸福他自己就可以幸福。现代社会只有一个组织可能是这样，那就是政府。政府不需要让你幸福而他自己就可以幸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有强制性。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是税收。政府说他要给大家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公共服务值多少钱？鬼才知道。”

　　他认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最基本的保证就是产权，一个人的财产权利不能得到保证的社会是可怕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

　　因此，“中国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澄清国家和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政府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全民的福利，而不是最大化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是最大化政府控制的资产。”

　　2009年2月19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作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他认为，各国政府所喜欢的经济刺激计划等凯恩斯主义措施，是短视的做法，政府“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

　　张维迎还主张，“应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以及一半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五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话音刚落，身为中投公司总裁的高西庆便起身与之辩论，张维迎却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在近日出版的新书《市场的逻辑》一书中，张维迎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对中国今后30年改革路径的预期。他认为，中国前30年的改革中两个最大的主题，也即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已经不再是中国改革的核心环节。下一个30年改革的核心是政治改革。其中，第一个15年是司法的改革，让司法成为约束政府权力的主要力量。

　　“政治改革说到底是为了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怎么约束政府”。张维迎对政治改革的前景很有信心：

　　“20年前你怎么可以想象，政府会因为行为不当被起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二三十年前，公审是最典型的刑讯了，抓起来之后开一个全厂全村全乡甚至全县的公审大会，戴着帽子站在几千人面前，那时是很自然的。但是现在大家就可以挑战这些问题，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对于改革路径是否会锁定，或者进入经济学家诺斯所谓的“权力界定权利”问题，他认为，从演进的观点来看，“制度的变更是很复杂的，事后来看，当然会有很多不完美的东西”，但，“制度变革是不能停下来的，要不断往前走”：

　　“社会的变革中好多东西，在历史上看既缓慢又迅速。我认为，无论怎样，未来30年中国政治体制变化，不会亚于过去30年经济体制变化的速度。”

　　虽然除了经验之外，张维迎并没有给出未来制度变迁的有力理由，但他仍然自信于他的判断，像一个农民对于天气和收成之间的经验总结一样的执拗。 (刘彦 杨正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