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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兴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受到冲击是表皮，而发展中国家受到冲击是胫骨；发达国家是创新阶段的新矛盾，发展中国家是初级阶段积累的代价和损失
要完整地回顾我国汇改5年来的历程，就不能脱离我国改革的外部经济环境和金融背景，尤其是美国独特的金融危机模式。因为这种局面和形势不仅混淆了国家定位的标准和责任，更严重地错乱和错觉了金融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
首先，对国际环境的简单定性不利于政策运用和有效控制。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独特金融环境，然而我们对金融形势的判断和评估过于简单，一概而论的“金融危机”定义，掩盖了发达国家优势和势力及实力的现状，进而出现20国集团会议的救市对策，尤其以强调救助发达国家金融问题为主的特征，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有些发达国家受伤程度并不大于发展中国家，相反，更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比发达国家更严重的双重问题：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危机和制度垄断，另一方面是自我的缺失不足和必须挂钩发达国家，其中尤以美元汇率问题最为突出。
发展中国家是财富增加快速国家，但发展中国家财富积累仅是数量和规模概念，其定价和定值标准依然是美元；发展中国家是资源供给国家，但是资源价格必须随从和受制于发达国家价值体系；发展国家是有量没价，发达国家是有量又有价；发展中国家是有数没有制（值），发达国家是有数又有制（值），即他们既有制度体系垄断，又有价值制度控制。例如，我国即使推出人民币国际结算方式，但最终的定价标准不能没有美元，美元定价的人民币国际结算是现实。因此，我国汇率改革不能仅仅关注工具和方式改革改进，更应从根本上改革和改善制度和健全制度。
其次，市场价值短期定论不利于投资组合和机会把握。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全球简单和短期定论的美元危机论和美元崩溃论。实际上，经历3年多独特的金融危机，美元地位得到提升明显，美元制度也进一步垄断强化。过去3年，每当有敏感的金融焦点出现时，美元依然是避风港，美元依存度并没有因为美国有金融危机而倍受打击或作用弱化，其市场份额和比重保持相对稳定，甚至偶尔还有所上升。这3年，美元制度是在向独霸的货币制度回归，而不是美元崩溃。
1999年欧元出台后，国际货币体制从美元独霸转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制度。而今天，“三足鼎立”已经发生变异，1999年所界定的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已经演变为美元、欧元和英镑三足，英镑国际地位已经超越日元成为第三极货币。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包括国际投资等领域中，美元依然占到60%以上的大比重和多比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6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一季度，欧元和美元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较2009年四季度出现小幅下降，美元市场继续保持稳定。
另有数据表明，2010年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为8.295万亿美元，高于去年第四季度修正后的8.165万亿美元，也高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7.164万亿美元。该季度全球各央行尚未大规模地出售欧元和美元资产，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从去年第四季度的27.3%小幅下降至27.19%，仍然高于2008年第四季度的26.4%；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为61.54%，略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62.14%。
从制度角度看，美元独霸有效回归是现实，更严重的是，有些国家虽然改变了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采取参考一篮子货币制度，但独特的金融危机环境和形势使部分国家重新回到了单一钉住美元，这不正是美元制度效果的体现吗？我国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因此，我们在总结自己汇改过程时应该理智和现实，多看到我们的不足和缺失，而不是简单定论。我们讨论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关键在于我们只看到了“利”，严重忽略了对“弊”的关注，不利于均衡、合理、有效把握。
最后，国家定位过分单边，不利于全球协调和改革合作。面对独特乃至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全球合作议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国家资质定位出现严重偏差和偏颇，国家阶段、水平和特色不同的差别性，没有在国家定位中准确、有效地表现出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被夸大，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被忽略，进而讨论国际问题的公平、合理和有效不足。即使全球采取了超常规和超数量的对策，也没有得到投入数量对等的结果，甚至出现了不可控制的风险局面。
观察以上问题的角度之一是，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必然带来投机加剧的结果。虽然这种政策有时体现的是有利于经济复苏，但却带来长期金融控制的难度，使判断力失去依托和根据。如全球关注的通胀问题，基础有变异并难以定论。一派学说认为通胀不会来临，理由在于没有需求和没有经济复苏，传统理论依据作为基础分析得出脱离现实的预期；而另一派学说为通胀快速来临，理由是流动性过剩，投资决定价格是通胀快速高涨的基础，市场观察和理论创新是依据。
另一个角度在于超量财政政策导致经济失衡。这一点在欧元区尤为突出，财政赤字压力是问题的关键。由于欧元区应对全球的救市对策，财政超标和债务超标加剧欧元区分歧和风险，甚至危及担忧扩散恐慌情绪，导致欧元下跌扩大，货币合作信心严重受挫。全球货币改革和合作尚未有效解决，而欧洲货币合作面临危机边缘，国际货币改革面临不确定性，全球协调更加艰难。
发达国家有问题，是出于高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状况；发展中国家有成就，是出于低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表现。面对新兴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受到冲击是表皮，而发展中国家受到冲击是胫骨；发达国家是创新阶段的新矛盾，发展中国家是初级阶段积累的代价和损失。而当前无论从制度、规则到体制，完全是以发达国家为核心，发展中国家只有参与权，没有话语权，包括20国集团会议都是如此。这是需要世界全面论证和有效识别的。
（作者系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本文是其“汇改五周年回顾”系列文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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