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转型“助产”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近日，受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重新启动《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审议激发，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宣布，正积极推动国家有关部门加紧制定《工资条例》，力争到2012年，所有已建工会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并由独立于地方政企的工会专职人员介入，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从大体条文可以看出，全总的《工资条例》，基本沿用广东模块，此前为人所推崇的义乌和温岭模式，并没有成为全总的制度借鉴主体。这背后，除了珠三角劳动关系的活跃度外，广州、深圳等地工会的强悍和敢为，构成了重要的地方性制度支撑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对集体施压组织的存在，一直持审慎态度。以2008年1月1日同时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例，新法规大幅度释放工人权利，以往置工人于法律程序不利位置的很多条款，也得到大幅度修改，然而，和之前的《劳动法》一样，个人和集体争议依然没有得到区分。新法规承认集体“协商”是一项劳动权，但没有规定集体谈判这一前提条件，有关集体争议的条款，也是沿袭旧法：10人以上劳工争议，需“推举一位代表参加调解、仲裁或诉讼活动”。

　　国家在法律上放开用工权利维护，却谨慎地将集体诉讼归入个人合同纠纷范畴，这表现了决策当局试图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消灭日益分化的社会收入的不平衡问题，达成改革成果普惠大众目标；另一方面，为避免工资集体协商越过正常轨道，在相关机制的可靠性未能得到证实之前，宁愿形成法律上一个灰色地带。

　　随后一些劳工事件表明，这种制度设计，令劳资博弈展现出大量法外运行状态。很显然，工资集体协商的推进程度，决定了工会作用的发挥程度，因此，中国工会系统对富、本事件的积极跟进，也就没有疑问了。早在1994年，全国总工会围绕工资集体协商运作“先建制后规范”，先求形式，后求实质； 1997年公有企业股权改制后，工会的党群传送渠道功能逐渐加大，目前27个省实现了党政同级扶持，政治地位获得提升；在一些劳工事件发生后，总工会迅速推进非公企业工会组织，并提出集体协商要约。

　　地方政府这次站在了工会一边。工潮爆发给地方政府带来的维权成本，已越来越超过低工资、低成本、低利润“三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的产业红利。企业没有违反劳动法规，工人却聚众停工，政府基本失去介入手段，如此情形下，工会以维权带动维稳，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促成劳资面对面协商，双赢局面由此而来：地方降低维稳成本，工会推行集体协商。

　　这方面的典型，无过于广东。从2008年3月开始，广东省委呼吁调整珠三角产业结构。《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作为从劳资关系角度调整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环节，于当年7月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随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让广东有所搁置，事隔两年，广东再次拨动《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条例内容上明确了职工集体意志和职工个人意愿区别，展现了制度突破特点。 (来源：罗文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