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立法工资集体协商内情：罢工示威可控

　　从没有一个地方条例引发如此多的争议。

　　7月26日，《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主要起草人孔祥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老板诉苦，要求弱化有关条款，其中又以工资集体协商为争议焦点。

　　企业界人士担心，《条例》涉及广东省内百万家企业，处理不好会引发一波涨薪潮，导致珠三角产业空心化。

　　而孔祥鸿则是另一种担忧。他告诉记者，《条例》最早在2008年7月就提交省人大审议，由于金融危机爆发而中止审议。孔的正式身份是广东省工会副主席。

　　孔祥鸿认为，集体协商是打破僵局的一种手段，其间有三重制度设计；企业主认为集体协商会影响盈利是没有道理的；工会干部职业化应该坚定推进。

　　处理劳动争议的专家指出，处理涨薪问题，是社会分配优先还是企业成本考虑优先，关系到发展路径选择。不能以经济危机为借口，牺牲工人本应享有的权益。

　　“必须坚持改革，决不能被各种各样的议论动摇，自乱阵脚。”孔祥鸿表示。

　　集体协商的制度逻辑

　　《条例》采取了什么样的制度设计，让孔祥鸿如此有底气？

　　记者了解到，《条例》专辟“工资集体协商”一章，采取“一企一策”方式，在每年政府确定的工资协商指导线内，明确工资浮动空间，根据企业经营形势有升有降。

　　“集体协商在这里，成了一种僵局处理的手段。” 孔祥鸿说，这中间的制度设计有三重。第一重设计是“必谈义务”。工会要约了，15个工作日内企业必须响应，如不回复，工会将采用罚款、公开谴责等制裁手段。

　　第二是妥协机制的设立。孔祥鸿举例，7月13日，本田供应商佛山阿兹米特汽配厂再起罢工，省工会第一时间介入，促使职工走上了谈判桌，21日晚达成谈判。时间虽然持续八天，但工会成功说服工人对资方的善意表达，部分关键流水线提前恢复运转，避免资方受损过甚，资方也做出妥协，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第三是谈判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只有充分的信息披露，才能达成劳资谈判的合理前提，这是国际通行做法。信息披露是一个必设制度，而且是一个刚性制度，同时，谈判代表对企业披露的营运机密，也有一个保密义务。

　　而这一制度又是建立在上代下维权的基础上。孔祥鸿通过本田南海事件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条例》出台的诸多内情。

　　孔祥鸿称，南海本田事件的恶化，就是隔离工会的结果。政府直接介入的难点在于，按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企业并没有违法，但同时，对职工也不能采用简单手段，这种情形下，政府要依法办事，手段就变得非常有限。你发文件、表要求，人家不理你，你怎么办？这种情形下，只有工会介入协商，才能消解这种法律模糊地带的冲突。

　　“无法可依情形下，劳资面对面协商，也就成了现实考量。”孔祥鸿说。

　　孔祥鸿称，此次推出《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就是要推动工会改革，要增强优势，削减劣势。

　　南海本田事件的处置经验，促使了工会干部职业化建设的推进。孔祥鸿透露，广东全省目前已经有近千名职业化干部，分布在区、镇和开发区中，其中广州有232人对应一百多个街道，全脱产，专门处理劳资纠纷，下一步将范围扩大到部分大型企业，实施上代下维权机制。

　　目前，全总也拿出了1000万专项资金，在五省五市试点工会干部职业化制度，使工会做到“有人、有钱、有能力”，广东省选取深圳、广州、佛山三市试点。

　　而这一切改革的落脚点，就是“可控”。

　　“我们的提法是，维权和维稳并重。”孔祥鸿称，工会的定位和责任，在广东已达成共识：就是旗帜鲜明地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通过维权达成维稳。

　　孔祥鸿分析，GDP增长和地方维稳，是各级党政重点考量的两大要素，劳资利益的调整，同时涉及发展和稳定两大平衡关系，地方政府已经无法回避，“这是工会发挥作用的制度前提”。

　　“关键是可控。”孔祥鸿称，可控的罢工示威，是稳定和谐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和谐，就是承认矛盾，把矛盾纳入一种制度化的解决轨道。

　　不会压缩企业盈利空间

　　对于企业经营者利润空间被压缩的说法，孔祥鸿认为言过其实。

　　“对集体协商，企业行政或老板出现本能性恐惧。”孔祥鸿称，《条例》规定，员工只要达到1/5比例，就可以提起工资集体协商；协商内容除工资外，涵括工人一切福利保障；谈判代表不一定是工会会员，可以是工人选举的代表。这几条让企业感到大权旁落，担心填不住职工的狮子大开口。 其实，这样的担心完全多余。

　　“我们的工人非常本分，劳资共同体的意识，超过我们想象。”孔祥鸿现为南海本田劳资协调工作组组长，这两个月，孔带领一个工会团队和该厂800多人面对面访谈，发现职工今年的“最高工资愿望”，也就是2000至3000元，其下限比现有工资仅增加四五百元。

　　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段毅也证实，罢工期间，南海本田工人多次找他咨询法律事务。罢工结束后，段想找几个工人总结座谈一下，工人婉拒，“他们说，厂方答应了条件，我们也要信守不扩大承诺，和企业共渡危机”。

　　孔祥鸿特别强调，《条例》努力区分职工、企业、政府的责权利配置，形成对等态势。比如说，谈判一旦达成，工人就承担了维护企业正常营运的责任，再生事态就是单方违约，政府可以介入。

　　然而，这并不能停止企业的抱怨。孔祥鸿承认，《条例》是落实《劳动合同法》的制度手段，尤其是工资集体协商，如操作到位，确实引发“涨薪”潮，但由此断言珠三角企业利润生存空间被整体压缩，则“明显言过其实”。

　　“对企业的诉苦，要分辨虚实。”孔祥鸿称，5月17日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爆发后两个月，珠三角上百家企业群起呼应，都提出增资要求，基本上都达到目标，其中月薪增资最大达800元，上升近一半空间。而这近百家增资企业，至今没有一家经营停顿。

　　他举例指出，广州本田汽车雅阁2.4，在中国卖24万，在美国本土仅2万美金，不到人民币14万；南海本田生产的变速箱，几千元成本，卖给广州本田2万元，卖给4S店4万元，“如此利润空间，几百元的提薪究竟有多大影响？”

　　而工人2000-3000元“最高愿望”，在珠三角也仅仅是“月光工资”。孔祥鸿称，省工会调查分析了数百宗新生代民工生活支出案例，租了房子，加上一些廉价文化消费，比如网吧、卡拉OK等，算下来，一半以上人员存在月底欠债现象。调查人员开始还问，为什么不像父辈，除了吃住之外，所有的钱统统存起来？稍做深入，这些话就再也讲不出口。新生代民工到城市，本身就带着融入城市的愿望。

　　孔祥鸿称，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看，商品价格由工人工资、技术管理成本及利润三部分构成。工人工资待遇的改善，只会使工人收入和资方利润间的分配更为公平，并不必然影响商品价格和产品竞争力。

　　实际上，目前珠三角的工资水平，只能维持个体简单生存，养不了工人自身外的第二个人，人口再生产难以持续，已埋下严重的社会后果；从城市管理看，庞大的低收入集聚人群，也正使得地方维稳成本，日渐高于低工资经济增长带来的发展红利。

　　“珠三角产业转移要解决的资源约束，已经不仅仅是土地和环境问题。”深圳综合研究开发院研究员李津逵称，这一代民工以参与分享城市优质生活形态为目标，正酿发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型，对沿海地区而言，“社会政治成本支出将空前庞大”。

　　广东省高层指出，以近期劳动关系不和谐引发的突出问题为标志，预示着珠三角劳动关系不和谐的凸显期的到来，“这是传统发展模式忽视"人"的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是矛盾普遍性的特殊表现形式”。

　　推动“人本”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劳资关系纠葛的背后，是发展路径的选择：究竟是倾向于产业成本考量，还是社会分配优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系主任乔健曾深度参与劳动法修订。乔透露，中央2005年曾做出两个部署：一个是劳动三法的立法问题；再一个是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来消灭日益分化的社会收入的不平衡问题，这个进程稳步推进，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才被打断。

　　工资集体协商今天再次进入决策议程，但指导思想已有变化：2005年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2009年第四季度研讨工资协商或工资条例，更多的是为了启动内需，价值体系发生变化；本（田）、富（士康）事件后，“人本”概念再次强调，但随着欧盟货币危机再起，两种价值观对峙再起。

　　“这也是广东《条例》的争议所在。”孔祥鸿回顾，2008年广东发出试点文件，里面一句话说工资集体协商是和谐劳动关系的必由之路，结果危机一来，《条例》马上停掉。孔认为，部分领导思想深处，GDP依然是工作权衡的出发点，2008年金融危机，只是为这种思想提供外在根据。

　　“《条例》如果实施，工会通过集体谈判要约提早介入，很多罢工也就在萌芽时得到处理。”在孔看来，2008年的“暂停”，虽说维护了企业的暂时利益，但堆积劳资矛盾，直接导致当前康、本之祸。今日《条例》如再度难产，付出的代价将更大。 “可以推进一种利益交换式的让步式集体协商。”乔健称，面对金融危机，劳资利益具有天然的结盟性。全国总工会2008年呼吁企业不减薪不裁员，广东集体协商试点完全可以顺势而行，以不动甚至降低工资作砝码，为职工交换一些利益，包括职业保障、劳动条件改善等等，既缓解政府维稳压力，又占领工人代言阵地。

　　康、本事件爆发后，人保部和全总发出通知，以推动集体合同谈判作为调解切入点，至此，工资集体协商终于成为落实集体合同的备选手段。

　　“这一年的反复，非常耐人寻味。”孔祥鸿称，一些行政手段，只是作为经济危机的调控工具推出，“劳资关系的改善，需要上升到社会分配政策高度”。 (来源：罗文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