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四国”力推谈判新机制 排放峰值尚无共识

　　北京时间27日，今年第四轮“基础四国”部长级磋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结束，会议未就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限额）达成共识。这是“基础四国”部长级磋商中首次公开讨论此敏感议题。

　　新华社当天报道说，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BASIC）希望在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即坎昆会议）上，提出一个统一的发展中国家排放峰值。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28日对本报评论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基础四国，意识到（要在排放峰值这一气候谈判最重要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并争取发言权。”

　　由于目前尚未取得共识，四国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举行第五次部长级磋商。巴西环境部长伊莎贝拉·塔斯克拉（Izabela Teixeira）说，“基础四国”希望在北京会议时取得共同立场，以便在坎昆会议时相互协作。

　　排放峰值：四国应避免立场分化

　　此次会议上，“基础四国”对排放峰值的态度依旧不一。

　　南非去年底宣布了有条件的减排承诺和排放峰值。南非温室气体排放到2020年在正常水平上削减34%；2025年削减42%，并达到峰值，之后趋于平稳并开始下降。巴西碳排放目标是到2020年减排36.1%-38.9%，并且开始下降。

　　中国和印度则使用碳强度目标，并未宣布排放峰值。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此前所做中国2050年碳排放情景的研究说，理论上以2005年为基准年情况，若按照低碳情景，进入2035年后，中国碳排放量基本保持稳定并略有下降；而按照强化低碳情景，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之后开始明显下降，2050年下降48%。

　　“南非和巴西在排放峰值问题上有时间表，中、印还没有。”杨富强说，这需要四国做好内部团结工作，避免产生分化。

　　全球排放空间分配是气候谈判的最大问题。为了达到2摄氏度的升温控制目标，国际组织早已提出全球减排方案。比如IPCC建议到2050年全球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50%，发达国家减排80%以上。

　　但根据WWF的计算结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2020至2030年的总体排放还将上升，上述方案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肯定不够。

　　杨富强说，发展中国家需要提出自己的全球减排方案，应要求发达国家加大减排力度，或者要求按照人均累积碳排放计算各国排放空间。

　　新机制：“基础四国+X”

　　此次会议声明强调了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G77+中国”内部团结的重要性。部长们说，“基础四国”是“G77+中国”集团的一部分，四国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充分的对话沟通。

　　作为此次里约会议的一大亮点，委内瑞拉气候变化特别代表受邀参加。会议的联合声明决定继续这种“基础四国+X”的机制，来推动气候谈判，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在一系列气候谈判中谋求利益。

　　哥本哈根会议时，发展中国家的分歧问题备受外界关注。非洲国家集团和小岛国集团都对美国与“基础四国”牵头达成《哥本哈根协议》表示过不满。至今签署此协议的也只有111个国家，尚有80多个国家未签署，委内瑞拉即是其中之一。

　　不过，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气候政治专家张海滨28日对本报分析说，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都有一定的反美倾向。让其加入“基础四国+X”的磋商，能起到协助还是阻碍作用，还需要观察。

　　此外，张海滨说，若再有其他国家加入磋商，“基础四国+X”的新机制是否会成为一个小“G77+中国”，是否会影响谈判效率，也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方还是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国际协议的，而不是想拖时间。”

　　重申MRV和资金问题

　　会议联合声明首度正式阐明了“基础四国”对减排“三可原则”（MRV，即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态度。声明说，只有接受了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减排行动才可以接受国际MRV核查，而发展中国家国内自主减排行动将只接受国内MRV核查。

　　“基础四国”还强调，国际社会急需为应对气候变化快速启动资金确定详细和充分的实施计划。快速启动资金由发达国家提供，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承诺在2010-2012年提供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在2020年前再提供1000亿美元。

　　部长们认为，作为“可预测的”资金来源，快速启动资金中公共资金应该扮演主要角色。此前陷入金融危机的发达国家并未对此予以充分认可，转而认为资金也可来自于碳市场和私人资金。但是发展中国家认为低迷的碳市场和不确定的私人资金并不可靠。

　　为此，联合声明希望，联合国秘书长的气候变化高级顾问团能够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此项要求。 部长级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气候谈判议题，其中包括6月波恩会议时长期合作工作组（AWG-LCA）新主席文本。这一文本将在8月2日至6日今年第三轮联合国气候谈判中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