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研究中国工人问题30年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冯同庆有些欣慰。
这一年，他看见同行们异常忙碌，或者接受各地工会的委托进行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调研，或者对各地工会提出政策建议。
7月底，他们共同来到哈尔滨，在中国社科院举办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中国劳
动关系与工人研究”论坛上，纷呈各自建议。
对策各异，但相同的是，由于近期劳动关系异常事件的连续出现，工会代表性的加强，被提到一个新高度。
数据显示，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3亿。截至2009年底，我国基层工会组织已累计达到184.5万个，全国工会会员总数达到2.26亿人。
庞大的数据如何在劳资博弈持久战上真正具备分量，迫切需要答案。
浙大学者冯钢建议，需要走“民间工会”道路，有条件允许各地工人自发组织成立，变审批制为登记制；学者戴建中则建议，在不改变政府工会基本模式前提下，工会需要更多独立性，社团形式运作也未尝不可。
地方工会问计学者
工会发展要提速，先需要对现状进行梳理。
这一点，地方总工会已深刻意识到，他们甚至请学者来调研自己。最近，广州、深圳等地工会与当地科研机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专项调研。
在广州市总工会支持下，广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建社和同事们刚刚结束了对广州市天河、黄埔等5个区21家非公企业工会组建状况的调查。
数字工会、表格工会、失范工会、形式工会、影子工会、缺钱工会——谢和同事们归纳出6大问题，不留情面。
他们认为，目前广州市一些区、街道盲目追求工会组建数量，只管工会成立，不管工会组建质量，更谈不上工会所发挥的作用。
“有的区、街道和社区工会，为了完成上级压下来的组建工会数字任务，往往想方设法、不厌其烦、磨破嘴皮，最后只要非公企业填写加入工会的表格就行。”
在这种对形式的盲目追求下，局部地区操作失范：“不按法规办事，工会负责人不选举，企业不缴纳会费；有的单位即使建了工会，也没章程，没牌子，没人员，形同虚设。”
在一些已建工会，主要活动也仅停留于“发电影票等一些非本质活动”，而将工资协商、劳动关系、职工教育、维权服务等中心工作虚置。
缺钱问题也很棘手。谢看到，由于很多非公企业工会缺乏专项经费，也无职工缴纳工会会费，正常活动难以开展。“一个基层工会主席说过，常为活动经费头痛，向老板要一瓶水的钱都很困难。因为没钱，在单位中的地位也变弱势。”
在对典型企业的个案调研中，同样发现工会组织的积弊。
受深圳市总工会委托，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徐道稳刚刚和同事们结束了对富士康深圳基地的调研。
他们发现，富士康的工会主席由郭台铭秘书直接担任，谈不上代表一线员工利益。“富士康81%的员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或以上，85%的员工超时加班，20%的员工每周休息时间不到一天，45.6%的员工生活满意度得分偏低……”
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浙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教研室主任徐小洪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赋予工会的是双重角色：一方面是劳动者的代表者、维护者；另一方面也是劳动关系的中介者、调解者。
这一定位带来种种弊端。
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戴建中表示，这种体制架构，使得基层工会特别是企业工会受资方控制很深；由于考虑到多方利益协调，一些地方工会难免在工人与资方利益之间摇摆不定。
戴表示，在一系列劳动关系事件中，值得深思的是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关系，劳资蛋糕的切法如果始终是资本压倒劳动，肯定不行，“如果工人采取行动，要把应得那份蛋糕切回来，政府的态度显然应该是鼓励。”
也因此，他认为，工会需要在代表一线员工利益上，显示更大的勇气，下更大功夫。
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党委领导，工会力量的增强，需要党委和政府的赋权。对此戴认为并不必要：“工会级别更高，就果真更好么？我倒赞成工会不妨成为一个社团，这样更能独立代表工人。”
戴反问，一旦工会代表工人的作用被充分发挥，它背后是几亿工人在支持，那时候你还能说它弱势么？
一位接近全国总工会的知情人士透露，最近高层对工人的抗争是理解的，甚至也不认为罢工等事件不对。
富士康和本田事件的解决，为中央和地方工会的介入，开了个好头。
6月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特别重申工会的职能问题。 《紧急通知》要求“做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哪里有工会组织哪里就有工会作用的发挥”，“保证企业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工人不参与改革？
在工会改革的具体环节上，学者提出了诸多建议。
谢建社带领的课题组为广州市工会提出了系统的改革建议报告。对于20人以下的小型企业、乡镇社区，他们建议，可动员职工加入社区联合工会，最大限度地把职工吸纳到工会组织中来。
为了摆脱企业工会对企业的依附，他们建议改变现行以企业为单位推进的工会制度，而推进街道/镇、村为依托的社区工会。
在工会日常办事规则上他们也建议加强规范。他们甚至设想了理想的工会组织架构：在专职工会主席下设专职工会干部及兼职工会干部；其下分设城市职工会员、农民工会员、派遣员工会员三大部分。
据了解，近年来，在东部沿海地区，非公企业行业联合工会、社区工会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小型私企拥有了联合工会组织。在政府层面，也确实在强力推进基层工会建立，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等协调制度。
无论如何，工会改革提速在即。
但冯同庆并不认为，今年劳动关系极端事件的连续发生，会直接带来工人利益表达机制的健全。
“严格地说，这并不取决于工人的选择，而仍然取决于?a href="https://q.stock.sohu.com/cn/601988/index.shtml" target=_blank>中行姓鞯嫉墓叵蹈窬质欠衲芄灰哉庑┦录魑趸怪褐谖ǖ纳缁峄。乇鹗窃黾幼韵露隙嘀稚缁峄ɡü沟那馈?BR>
回顾历史，冯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由于国企改制中老工人的抗争，导致了工会政策的大调整，明确了工会在劳动冲突中的合法代表性，“而此次连续的劳动关系事件，也可能是工会调整的一个契机。”
(责任编辑：刘玉洲)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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