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益时报
探班“2亿办”
——曹德旺捐赠亿元项目再次挑战透明化制度化执行力
本报记者 陈江宏
编者按：2009年的中国慈善界，被两个闽商和一个名词搅乱了。先是年初，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希望将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60%过户给以自己父亲
如今，陈发树的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还在诺而不捐的疑云中徘徊，当年曾引发大众无数猜疑的曹德旺已经绕过滞后的政策，套现、大额捐赠、项目执行。在今年西南大旱后，他又和儿子曹晖一起向西南五省干旱重灾区的近10万贫困农户，分别发放2000元捐助，总额达2亿元。这是被扶贫基金会誉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一次性个人公益捐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何花掉这2亿不仅仅是对扶贫基金会的一次考验，它向透明化、制度化等老问题再次挑战。而我们希望的是这2亿元点亮企业家大额捐赠的火焰，这次探班意义深远。
“如果最后项目结束后，把所有的文件资料整理出来，可以填满你的办公室”，7月29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此时，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的桌子上已经堆起厚厚的一摞资料，上面写有云南武定县4千余名待资助农户的信息，而这些都还只是项目试点县云南省武定县的一部分资料，“明天，福耀玻璃会有执行董事李新玉专程前来了解情况，她全权代表曹德旺先生”，自5月20日2亿扶贫善款捐赠仪式启动起，这样的见面每隔几周就会有一次。
打响保卫战
也是在5月20日，一场被媒体誉为“曹德旺2亿善款保卫战”的战斗在扶贫基金会打响了。当时，曹德旺曾面对中央媒体公开表态：自己并不信任扶贫基金会，不信任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他只相信制度和逻辑。面相忠厚的曹德旺为自己的这笔通过抛股套现而来的巨额善款设计了全新的制度：扶贫基金会负责善款的下发和项目的执行，他本人则组织独立的监督委员会对项目的执行进行全过程监督;在善款下发之后，将随机抽检10%户家庭，如发现超过1%的不合格率，则根据合同可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按照查抽获得的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一方项目管理费600万元;如果在2010年11月30日后，还有捐赠款没有发放到户，这些善款将由曹德旺全部收回;中国扶贫基金会在2亿元善款中有3%作为管理费，而不是国家允许的捐款总额的10%。“这是份严格、苛刻的执行协议，扶贫基金会很有底气”，当时，相关人士曾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我个人并不同意2亿善款保卫战的说法，这样说好像是把基金会放在了善款的对立面。如果说要有保卫的话，那也是要保卫中国公募基金会的诚信、尊严还有口碑。”7月29日，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看着眼前小山一样的资料袋言辞恳切。如果把如何快速有效、透明公正地花掉这2亿比作是扶贫基金会的一场战争的话，那么，作为“曹德旺曹晖2亿元扶贫善款管委会办公室”执行副主任的陈红涛无疑冲在了最前线。
何为“2亿办”
“曹德旺曹晖2亿元扶贫善款管委会办公室”在扶贫基金会里被简称为“2亿办”，5月13日，在曹德旺、曹晖父子和扶贫基金会签订捐款协议后的第10天成立了。
在基金会的这个临时的部门里，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担任主任，主要负责协调推进项目的各项工作，杜绝该基金项目执行过程中重大问题的发生，及时向领导小组和监督委员会通报项目发展最新动态和执行情况同时接受由曹德旺任主任的监督委员会的项目质询和审计等。扶贫基金会的几位领导均在此担任职务。
“2亿办”下设项目执行部、项目监测部、计划财务部、活动宣传部、行政后勤部等五大部门。其中，项目执行部负责该项目的援助执行工作，制定资助款项的发放方案，成立各省项目县项目领导小组和执行办公室，对受益人资料的收集、筛查、审核及确认等工作;项目监测部负责监测和资讯工作，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自查：对项目的流程和执行过程进行监测，按照10%的抽样比例，进行事中、事后检查项目执行情况。而计划财务部、活动宣传部、行政后勤部负责该项目的资金管理、活动宣传和行政后勤工作。
“2亿办”执行副主任陈红涛表示，这些部门的设置当时是动了一番心思，由项目监测部相当于审计，监督项目执行部的工作，形成从上而下、从下而上的监督。这5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是从扶贫基金会的专职人员中抽调过来，仅项目执行部就有20人之多，“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扶贫基金会现共有人员120人，等于是在一些重要部门抽走了1/4甚至是1/3的人员，这还不算同时还在兼职工作的行政后勤和财务人员，足见基金会对‘2亿办’的重视”，陈红涛表示，目前项目执行部的工作人员全部在西南5省各地出差，有的人甚至在5月20日项目启动后就一直身处当地，已经有2个多月没有回家，“当地的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基金会所给与他们的，也就是一天工作补助100元。”
亿元项目考验执行力
根据捐赠人的意愿，曹德旺曹晖父子的2亿元善款用于支持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五省(市、区)受灾贫困村农户的生产生活恢复。其中，19400万元为项目资金：18430万元用于资助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五省市区共17个县的受灾农户，每户2000元，共资助92150户灾民;970万元用于在四川省通江县沙溪镇修建一座便民大桥，600万元为项目工作经费。
“我们在项目县的选择上，面对本次旱灾受灾情况严重、受捐助较少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或省级贫困县”，陈红涛表示，“2亿办”瞄准的就是贫穷最严重的地方，经过的审核，云南有7个县、贵州有3个县、广西有3个县、重庆有2个县、四川有2个县成为该项目受益项目县。其中，灾情最重的云南省的项目县最多，分别是：武定县、镇雄县、陆良县、宣威市、施甸县、寻甸县、广南县。
在项目县确定后，扶贫基金会向各项目县派驻县工作组，每组至少2人，一名基金会的专职人员、一名研究生学历的助理。每周工作组都要于当地项目县执行办公室召开例会，互通项目进度。随后，由当地县扶贫办推荐项目村，在征求农业局、民政局意见后，共同确定项目村排序，并由各县政府以正式文件形式报告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各省扶贫办备案。
为了项目的迅速实施，必要的培训不可缺少。基金会开展了三层培训：由项目县主管副县长、县扶贫办人员在省(市)集中培训，乡镇一级的书记乡长、扶贫专干在县里培训，各项目村村委会干部、村民小组组长、文书在乡镇集中培训。
此前，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曾表示，这个被他们称为“全程透明公益”的新模式，将依托现有的扶贫系统，将善款下发旱情严重地区，这是对基金会项目执行能力的一次大考验。项目执行部部长桓靖亦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这是他在扶贫基金会5年间最难操作的一个项目。
2亿元善款拒绝公职人员
“曹先生最担心的就是这些钱被当官的拿走，因此在受益农户的选择上，我们采取了排除法。”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表示。
“不能把好事办砸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慎重无比，因此在不符合项目资助条件农户的标准设置上，从一开始的7条增加为15条。这里面就包括了两代以内直系血亲有副科级(含)以上干部的;配偶、子女中有公职人员的(包括公办教师、医生);房屋装修档次明显高于本村平均水平的，也就是说房子里若贴了瓷砖、有了吊顶，抑或是起了二层小楼就都不符合资助条件。
陈红涛表示，气派的房屋最容易引起舆论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误会，为了规避社会信誉风险，故而采取从严原则，这样严格的标准设置，“比曹德旺本来的想法还要提高很多”，总之，基金会的原则就是2亿元善款不向村干部倾斜，让贫困百姓得到善款，因此随后还有四次审核两次公示以便基金会监察。
此次17个项目县中，有14个县(包括试点县云南武定县)采用“排除法”选择资助对象，主要安排在贫困人口比例高、贫困程度深的乡镇。贵州省雷山县、水城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因已完成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工作，从而认定了各乡镇各行政村农户中的贫困人口，因此，这3个项目县直接选择已认定的贫困人口为资助对象。
据了解，在项目村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组长用排除法列出待资助农户名单后，通过村民小组、村委会、乡镇三级审核，确定最终资助名单上报项目县执行办公室审核。同时，这份名单还需在村民小组和村委会进行三天以上的张榜公示，最终的资助名单确定后，还将再次公示。同时，各项目村指导农户填写申请表并办理存折，上面统一加盖“中国扶贫基金会 曹德旺曹晖扶贫善款”的印章。这期间，若“2亿办”在抽查中发现有一户不符合资助条件且未经举报的，则可能取消全村农户受助资格。
志愿者全覆盖核查
和以往不同的是，“2亿办”充分发挥了志愿者的作用，组建志愿小分队参与农户信息核实工作。来自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的534名志愿者将进入17个县的所有项目村进行逐户核查。
他们不仅就房屋装修、家庭成员等问题核实农户资格，核对农户存折账户信息，还要掌握未受助农户信息，接受他们的申诉，工作量相当大。按照规定，每队10人，每两人一组每天核查30户，每支小分队每天150户，两星期内完成2000户。在8月底，将17个县全面核查完毕。“曹德旺先生给基金会的最后期限是11月30日，但我们自己定出的目标是10月30日全部完成，所以必须抓紧”，陈红涛透露，目前该项目首个试点县云南武定县的核查工作已经完成，来自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的20位志愿者无偿地从专业知识、操作上给了工作人员很多帮助，其余的大学生志愿者将下去工作15天，由基金会付给学校每人1800元补助。
24岁的北京姑娘王松来自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这次负责核查云南省武定县，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如此贫困的人群，山里的孩子们让她“震撼”。她在翻过两个山头到达田心乡时，遇到一个光着脚的孩子背着口粮匆匆向学校赶去。“这里很多孩子都没有鞋，低矮的房子里没有家电、家具，只有到了那里，才能感受到2000元钱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这次在云南，王松和同事至少核查了300户，对于这次行动，她给出了自己的评价“项目设置严谨、流程透明、公正”。
而她的同事高级项目经理70后王瑞金则表示，基金会工作人员认真踏实，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能够认真倾听，这点上要好于别的组织。
每周工作简报送抵曹德旺
7月27日，作为“2亿办”项目执行部部长桓靖，第四次来到云南武定县。此时，这里4850户农户的复核工作已经完成，银行开始打款，但是发生了70多笔退款，为此，他专程前来处理。“退款的原因很多，‘2亿办’将逐个查实，进行调整。”这些工作随后都将成为文字出现在本周的工作简报上。每期简报上除了详细写明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外，还会有工作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心得、经验、教训和反思。
“2亿办”活动宣传部工作人员杨晋专门负责基金会与曹德旺先生的联络汇报，每期的简报都由她送抵曹德旺。7月29日，她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在项目刚刚启动的时候，几乎每次打电话，她都会遇到曹德旺的提醒，告诉她：你们要好好做，等我有时间是要去检查的。“好啊，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每次，杨晋都会这样回复曹德旺。大概一个多月后，曹德旺才不再说这样的话，但杨晋说，她的想法没变，那就是欢迎所有人的监督。
曾一手开发“爱心包裹”的陈红涛表示，他认为所谓的基金会透明，一是指资金使用透明一是指执行过程透明，在这点上他和曹德旺先生同样只相信逻辑和制度，但在曹德旺曹晖2亿元扶贫善款的项目执行上，“基金会已经做的比较完善，能做的都做了，提升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赔钱也要干
在5月20日的项目启动仪式上，就已有专家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表示担忧：因为只能有3%作为管理费，基金会这次是要赔了。
“我当时说了，赔钱也干，就是希望我们能在公益史上留下范例”，王行最表示，这次的项目扶贫基金会的投入是空前的，600万元的管理费肯定不够，但他更看重这个项目的对于整个行业的示范和推动意义。
其实，他本可不必这么累。据说，在项目起初，曹德旺先生曾认为基金会可以依靠各地的扶贫办系统，层层下拨，只要300万元就足以完成。但是王行最没有这样做。“社会上对公益机构不信任，就是因为执行项目能力弱、把项目层层转拨、而且透明度不高，而企业家自己去执行，操作成本又太高，因此，我们就是要借着‘2亿办’做出一个有公信力的项目，哪怕贴钱，我们要告诉那些准备捐款的企业家这行还是信得过的，放心把钱捐过来吧，请相信公益机构，这样对其他的公益组织也是有好处的。”
王行最认为，目前的公示也好、简报也罢，透明度还不够，在项目结束后，他将把9万多户受益农户的名单公布，“就是要透明到底，即使赔了也要做好。”王行最最后表示，“目前没有听到曹德旺的反馈，但我想他应该是满意的。”
而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看来，中国缺少善款“看门狗”的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来进行善款的监管，因此大捐赠者只有行使自己参与监管的权利、才能改变慈善组织的公信度，推动他们的自律。
据悉，自2010年起，曹德旺将退居二线，只负责把握发展战略，企业管理的任务交给以他儿子曹晖为首的接班团队。这也意味着他将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做慈善。近期，频频亮相于媒体畅通自己的慈善理念，而他的“河仁基金会”即将看到曙光，而相对于他的高调，他的同乡小他十岁的陈发树在如同这个夏天一般炙热的质疑声中，依然保持着沉默。
■相关链接
曹德旺曹晖父子两亿善款受助灾民选择标准
凡符合以下情况一种及一种以上的农户，不予资助：
1.两代以内直系血亲(包括父母、子女、配偶、同胞兄弟姐妹)中有副科级(含)以上干部的;
2.配偶、子女中有公职人员的(包括公办教师、医生);
3.家庭成员中(以户口簿上信息为依据)有村委会三职干部、村医、兽医的;
4.户口在本村，但自2009年12月31日起至今全家外出，且未在本村种地的;
5.2010年5月20日以后因各种原因分家另立户口的(可按原户口信息予以资助);
6.房屋为二层及以上砖混结构的(一楼一底，用于养畜的底楼不算楼层);
7.房屋装修档次明显高于本村平均水平的(房屋内外和地面贴有瓷砖、室内吊顶);
气派的房屋最容易引起舆论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误会，为了规避社会信誉风险，故而第6条和此条采取从严原则。
8.已享受国家灾后重建、高山移民、易地移民、生态移民住房改造和用新农村建设住房政策补贴改造房屋的;
9.家中拥有用于经营的大型机械(大型农机具、大型运输车等);
10.长期雇用他人从事生产经营的;
11.在村里经营商店的;
12.在城镇购买了商品房的;
13.子女自费出国留学的;
14.在公立福利院、敬老院等机构生活的孤儿、孤老;
15.村民小组讨论一致认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
【备注：由于受助各县实际情况不一，各项目县可以在以上条件特征的基础上再进行细化或是调整，具体由基金会各县项目负责人负责解释。
如果您觉得村里公示的名单中有人属于不能资助对象的，或者您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资助却没有进入名单的，可以拨打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监督电话：010-62557336】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