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贫富差距的政策选择

　　编者按：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区域经济差距都在不断扩大，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效果并不好。近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主任华民教授提出，要想缩小这些差距，城市化、生产公共品、人口向贸易区流动是必然选择，应该制定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战略。

　　改变贫富差距的政策选择

　　口述/华 民

　　整理/本刊记者 王晓慧

　　全球经济似乎都进入了一个政策时代，各国都在制定政策。政策时代并不好，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战略，而不是频繁出政策。政策时代造成的结果是，今天的政策和昨天的政策矛盾，明天的政策和今天的政策又矛盾。

　　政策调整正在替代市场改革进程。如今，中国面临着内部经济失衡和政策失效的双重问题，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即城乡收入、居民收入、区域增长与收入差距扩大。那么，中国经济失衡下的政策该作何选择？

　　“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原因：一是农业属于“报酬递减”的产业，工业属于“报酬递增”的产业；二是中国农业效率只有美国的1％。所以，缩小城乡差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城市化，制定有利于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政策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城里人剥削了乡下人、城市居民欺负了农民工，造成了城乡差距扩大。于是，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举措。我们只看到城里人收入在提高，农民收入没提高，没有人去问为什么。很多政策也是想当然，很少去研究为什么。我认为，城乡差距的失衡原因在于生产力，工业是递增的，农业是递减的，只要农民不进城，农业不实现现代化，城乡差距一定扩大。

　　以美国为例，美国只有800万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占全世界的22%；而中国耕地面积占全世界的7%，不到美国的1/3。但中国有8亿农民，从事土地耕种的人少说也有4亿，等待分馅饼的农村人口数量巨大。

　　美国的农业产出占GDP比重是4%，美国的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2%，美国农村居民收入是城市居民的2倍。所以，美国的农民、欧洲的农民都是很富的，而且政府还给补贴。补贴应该是多数人补给少数人的行为，少数人去补贴多数人，就不叫补贴，叫再分配。所以，我们用工业去反哺农业，城里人补贴乡下人，都是再分配，不是补贴，这是没有效率的。

　　前年，我去法国看薰衣草，在种植薰衣草的几公顷的土地中间，有一座别墅，旁边有一个车库，里面停着宝马汽车，别墅前面是一个游泳池，一个农民穿着比基尼在游泳池里游泳。

　　这就是法国的农民，他们住的是别墅，撑的是太阳伞，开的是宝马，门前还有私家游泳池。到了秋天，他们将薰衣草收割后做成薰衣草油，可以卖很高的价钱。整个生产过程全部是机械化，劳动生产率极高，一个家庭就可以做成一件独立的香料产品，行销全世界。

　　在中国，针对农村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机器下乡、科技下乡、银行贷款下乡，等等，为什么都下不去？因为人出不来。所以，中国的出路一定是鼓励农民走出来，农民都待在农村一定还是穷光蛋。

　　但现在的政策正好相反。中国为什么会有民工荒，很简单，农民一直在出外打工和在家种地之间犹豫不决。国家先取消了农业税，种粮还有补贴，然后又大力倡导新农村建设。政策天天往农村倾斜，对农民产生很大的诱惑。在城里打工的人全部跑回去了，即使无地可种也可以向政府要补贴，所以，这个政策是错误的。

　　农业是“报酬递减”的产业，而 工业是“报酬递增”的产业：农村人越多，越无法规模化生产，生产效率就越低；城市人越多，工业规模就越大，效率也就越高。所以，推进城市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方法。只有把农民“赶”进了城，农田才能空下来，才能形成规模化的农场经济。同时，工业才能不断扩大规模，降低成本。

　　“生产公共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能力和机会的不均等。能力不均等是教育机会不均等造成的；机会不均等是政府管制和寻租及产业政策造成的。因此，我们要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和进入市场的机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积极发展各种职业教育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能力不均等，一个是机会不均等。能力不均等的原因是教育机会不均等。农村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到城市孩子的1/4，一个在山区的孩子一天要步行30里地去上课，这个成本太高了，导致很多孩子没法上学。城里的父母开着车送孩子上学，几分钟就到了。同时，最好的老师也大都在城里，很少有到农村去的，到农村去支教的大都是一些大专生或刚毕业的研究生，他们自己还是孩子，很难把孩子教好。北京和上海的特级教师、模范教师很多，他们不会跑到农村去的。所以，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机会、教育水平都不一样。

　　机会不均等的原因是政府的管制和寻租及政府的产业政策。中国现在的产业政策是提倡产业升级、制度创新，于是，产生了两个问题。先看内部问题，由于很多低端的产业被淘汰，产生了大量下岗职工，失业之后收入自然下降。同时，那些产业升级到高端的企业，高端人才又不够，于是，高端人才就频繁跳槽。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七个壶三个盖”的现象，就业岗位是七个，人才只有三个，要想把这壶水烧开，只能抢盖子。

　　大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做的最牛的事，就是怎么把人才稳定住，因为到处是猎头公司，到处是想挖优秀员工的企业，提高员工收入是稳定员工的主要办法。如此一来，很多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就会说收入分配不公，然后，通过征税等手段把这些高收入人群的钱拿过来补贴别人。

　　再看外部问题。以前，中国做低端产品，美国做高端产品，现在产业一升级，产生了交叉，中国抢了别的国家的饭碗，于是，就遭到反倾销。很多经济学家又说，我们被反倾销是因为产业结构落后，这种说法是错的。相反，我们的产业升级太快了。中国被反倾销的不再是落后产品了，袜子、打火机、皮鞋没有人敢反倾销了，被反倾销的是机电、轮胎等产品，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了。

　　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欧洲人也做，美国人也做，中国人一旦做了就被反倾销。所以，产业升级不能太快，太快了就会脱离我们的约束条件，激化内部矛盾和国际矛盾，搞得全世界都不欢迎。中国不高兴，别人也不高兴，何苦呢？

　　国家首先搞了一个错误的产业政策，再去搞一个错误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用来创造一个“和谐社会”，这是折腾。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扩大：第一，收入差距扩大不等于收入分配不公；第二，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是改革的动态过程。

　　但是，政府要任凭这种收入差距扩大，这个社会就会断链，所以要缩小差距。对于富人来说，要鼓励他们做慈善，与别人分享财富。但是问题又来了，中国的富人都不愿做慈善，因为中国人没有产权。一个没有产权的国家不会有慈善。即使有人捐款了，另一些人就会说，查一查捐款人偷漏了多少税，还有人敢捐款吗？

　　对于穷人要鼓励奋斗，不要仇富。鼓励穷人奋斗要做两件事：第一是降低进入市场的门槛，让大部分人可以进场创造财富。第二，提高教育水平，让穷人有能力从事生产力较高、收入水平较高的工作。但是，如果这些事情政府一件都不做，仅仅通过再分配、财政转移支付去帮助贫困人群，中国的穷人就只会等待政府救济，这样的发展趋势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政府应该做的就是转变职能，不应该把各种税收一味地用来搞产业升级，而是去生产公共品，比如，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健康、社保等公共品。让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可以享受到这些公共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高收入者如果觉得这个公共品质量不够高，还可以消费私营用品，比如，请名医看病或到国外去看病。这样一来，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自然会缩小。

　　“人口流动”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开放经济下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二是内部经济中市场潜力的差别。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人口集中度和市场潜力大小，从而也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分配的差距。所以，我们要加大鼓励人口流向有贸易机会的地区，获取国际市场效应；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市场化层级，造就本地市场效应

　　导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南部、北部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国际贸易的地理效应。中国的东部地区有贸易机会，海洋运输成本是最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没有贸易机会，经济增长就落后。有人说过一句话：要看世界经济增长集中在什么区域，最好晚上去天空上看一下航拍，什么地方灯光璀璨就有经济增长，什么地方漆黑一片就没有经济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看到在长三角、珠三角，人口在东部集聚，产业在东部集聚，城市在东部集聚，东部经济高速增长。而中西部相对落后，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区域，基本上不越过京广线，过了京广线，西出阳关无故人。

　　第二是区域内部经济中市场潜力的发展，一个是开放经济，一个是本土经济。一般来讲，50万~500万人的城市有经济发展机会，有市场潜力，这个机会是内生的。比如，这个地区的发展需要环卫，需要社区服务，需要保安，需要卖早点的，这些就业机会不需要政府投资，会自动产生。如果在一个只有3万人的小城镇，这些机会就很少了。所以，现在的新农村建设都是包袱，人口过于分散，城市规模太小，不能创造就业机会，没有本地市场效应，养不了企业。

　　为了缩短地区之间的差距，国家也采取过西部大开发的做法，然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大量资本流向中西部地区，只缩小了地区之间的GDP增长差距，并没有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因为流向西部地区的投资主要为资本密集型，这些投资创造了GDP，却没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难以起到缩小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西部收入水平低，人们为了生存和提高收入，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谋求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所以，只要增加对西部的投资就有可能导致环境破坏。

　　当前，中央决定把渤海湾、苏北、海西、海南岛和北部湾等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战略性开发与发展，这意味着，我们正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把人口与其他各种要素集中配置到具有贸易机会的沿海地区。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可以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第二，可以提高宏观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虽然不能缩小地区之间的增长差距，但只要鼓励人口流向有贸易机会的东部地区，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