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投资需借鉴雍正的“忍”和曾国藩的“挺”

　　作为球迷，本届南非世界杯赛上,德国队的朝气，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平均年龄约25岁，23人超过一半是85后，世人印象中严谨得有些刻板的日耳曼战车华丽转身，朝气逼人。

　　在惊艳于玫瑰盛开的那一刻，不能忘记背后的付出和艰辛。自1998年世界杯折戟后，德国人痛定思痛，下大力气进行调整。

　　着眼于后备人才培养的青训体系全面铺开。全德366个培训中心，每年2000万欧元的投入，每周约1.4万名11岁~14岁的青少年参与踢球活动。“十年磨一剑”的努力，终于在南非获得回报。

　　日本亦大致相似。在1985年和1987年的世界杯、奥运会预选赛相继失利后，日本足协把学巴西、走技术之路作为目标，且一学就是20年，从不动摇。与丹麦一战中，日本队本田圭佑和远藤保仁接连两脚任意球，石破天惊、杀入16强。

　　避免重蹈覆辙

　　足球如此，经济亦是如此。德国和日本分别花了10年和20年的时间，才换来了胜利。就中国的宏观经济而言，同样也是到了需要时间给出证明的时刻。

　　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成就足够令世人瞩目。年均10%的GDP发展速度，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1％上升到5％以上，外贸总额全占比由不足1％上升到8％。这样的成绩，足够惊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低基数造就的高发展优势在慢慢消失，单纯依靠规模和资金驱动的发展模式遇到了瓶颈。低层次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大而不强，“世界工厂”在换取外汇的同时，带来了资源浪费，留下了环境污染。

　　前苏联的例子值得警惕。携二战大胜之威，苏联全面步入工业化。从1950年至1975年，苏联GDP年均增长率为4.8%，而美国只有3.3%。从总量上看，前苏联的GDP一度达到美国的80%，大有赶超之势。

　　但僵化的经济体制、结构和战略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三大因素，埋下了隐患，导致好景不长，并成为前苏联解体的经济方面的主要原因。

　　从经济结构上看，前苏联是典型的超重型和消耗型经济。以工业为主导、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目标，导致在速度与效益上速度第一，在生产与消费上生产第一，重工轻农、轻重不均衡，经济结构严重失调。

　　从经济战略上看，前苏联是粗放型和“数量赶超型”经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主要靠多投入、高消耗来取得和维持，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目前的中国经济领域存有类似问题。关闭百万吨以下钢厂的口号提了好多年，但执行效果并不好。指望已经投入大量财力、物力的地方政府积极配合，相当之难。淘汰落后产能的市场经济之举，总是会被关乎政绩的计划经济之手干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为中国的特色国情。

　　从产业上来看，亟需“调结构，促升级”；从发展阶段来看，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持久战”的时刻或已到来。如何避免重蹈前苏联覆辙，怎样应对值得深思。

　　“双轨”并行是根源

　　在笔者看来，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本有机会做得更好。

　　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正轨后，应该抓住有利的时机，将各方面的改革予以进一步深化。比如适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依然存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双轨”并行，造就深层次矛盾，进而阻碍发展。

　　在错过了第一次最佳“窗口期”后，只能耐心等待，“持久战”也随之而来，目前的尴尬局面，不过是在为不够彻底的改革“埋单”。

　　高房价、看病难、教育贵等现象，只不过是民众最为关注、反应最为强烈的方面之一。转型期中，五大问题最令人担忧。

　　民生问题。经济体制改革领先，政治体制改革落后的矛盾下，出现资本垄断、市场垄断，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阻碍。

　　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其一；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其二。

　　分配不公。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制约劳动者进一步创造的热情，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效率。一方面是富裕人群，诸如煤老板们动辄一顿饭耗费10万元，另一方面则是贫困地区的儿童因交不起几元钱的学费而不得不辍学。

　　资源约束问题。资源的缺乏，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问题。占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1.8%的石油、0.7%的天然气、不足9%的铁矿石，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国内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

　　技术创新问题。企业全员素质较低、技术人员少，国内研究人员2%的人口占比，远低于美国7.6％、日本7.5％的水平。技术管理落后等问题，严重影响技术创新。

　　何以应对？

　　面对错综复杂的投资环境和形势，个人投资者如何应对，亦是“持久战”话题下需要讨论的重点。

　　不妨向雍正的“忍”诀和曾国藩的“挺”经借鉴一二。作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雍正将其父康熙“戒急用忍”的教诲牢记在心。尽管争议颇多，但他尽力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为“康乾盛世”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亦是事实。

　　作为另一位争议颇多的晚清人物曾国藩，曾因兵败几次都想自杀；也曾心力憔悴，几次都想放弃几欲成功的事业。但依靠“挺”字座右铭，还是获取了最后的成功。

　　“戒急用忍”，是不主观臆断顶和底，不追涨，不杀跌，秉承“右侧交易”，这样就会少一些后悔，少一些遗憾。而“挺”经，就是遇逆境不低头，坚信自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样才能多几分淡定，多几分信心。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制定基本行动纲领时给出的方向。毕竟，在接连经受了“最困难”的2009年和“最为复杂”的2010年后，未来还会有一系列类似的“最”字随时可能发生，需要依靠“三不”去应对。在这一点上，“忍、挺”二字，与“三不”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