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2010年8月7～8日，以“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为主题的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于海口举行。搜狐财经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下面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的现场发言内容：
孔泾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主席先生，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讲一点意见，城乡一体化方方面面都非常关键，包括观点很多方面不一致，前面陈主任做了一个演讲，提了他自己的观念和见解，作为国家发改委一直在推行城乡改革试验，这个试验有很多的问题，作为官方的观点，彭主任在此前已经做了重要的阐述，我所讲的是我个人见解，讲错了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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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主题演讲，讲这么几个观点，依然是继续深入城乡体制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陈主任提出的观点非常鲜明，我认为很多问题都需要认真思考。我提几个观点：第一，要素市场均质化和交易关系公平化是耕地保护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制度条件。大家知道，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面对“三农”的改革政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际友人那华先生都知道我们出了多少一号文件。我们审视一下，若干年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包括发展方方面面的条件，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种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出台的几乎囊括了人民社会所有惠农政策的制度安排，为什么还是解决不了差距扩大的问题？肯定在基础上存在弊端。我们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一弊端，当然所谓弊端，所谓制度安排本身就是发展阶段，这就要处理好改革创新与依法行政之间的关系。改革就是“犯法的”是瞎扯，但是改革不突破现有的安排也不能称为改革。城乡关系最关键的是要素市场没有均质化，交易关系没有公平化。
要素市场涉及到方方面面，如土地、资本、金融、管理、信息等，我今天就讲最尖锐的土地问题。大家知道土地置换之间有很多问题，但是反映了一个趋势化走向，可交易方面用途管理是前途，包括英国，土地名义上为皇家所有，土地改为非农所有是要收税的，这是常识问题。所谓城市化发展，就意味着农村的要素向城市流动，农耕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包括方方面面，主要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在资本和劳动这个问题上问题也很突出，但土地的问题更大，我们知道土地制度安排是两种性质的土地，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集体土地要变为城市用地或国有土地，经过征地制度来变质的。过去都是用极其低廉的征地成本把资源集中到城市，政府拥有一级市场垄断权，大量的土地征地收益就简单地转入了城市社会，农村得到的仅仅是征地补偿。最重要的要通过最廉价的方式简单地转到城市社会，在一个征地制度之间就完全搞定，这个意义上，农耕社会有什么资源？就是土地和劳动，劳动是用工的形式，如果不改变这种制度安排，不使城乡要素市场均质，征地收益转移到农村合理分享，这个问题难以解决。市场本身所界定的土地价值用什么样的方式向农村集中，而不是征地制度来解决。如果说征地制度，尽管我们有最严格的土地制度，为什么管不住？因为方方面面各级政府用各种理由扩大自己的征地，先征后用，多征多用，不是靠一纸安排可以界定的。
交易关系的公平化，包括的不仅仅是耕地化土地作为农地的价值，还包括跟工业化有关，跟城市发展有关，跟基础设施有关。怎样把这种增值土地不简单属于当地郊区的农民所有，耕地保护不是城市郊区的责任，是社会的责任，不是集体所有土地自身的责任。从这个基础上讲，级差收益不能简单的归于城市郊区，我们要把真实利益关系显现出来。当然这是对现行土地关系的一种突破。从依法行政的角度里讲，这就是改革的风险。
西游记有一句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如果说我们不能卖土地，或者不允许卖土地，也许我们永远不能走。有关方面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维护农民的耕地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是前提，受到方方面面质疑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工作的不足。逐步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交易均质化，只有这样，人们才会不是简单去征地、占地。从这个意义上，我讲这么一个问题。
我经常讲，工业革命前夜有过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如果不把财富创造者这个问题解决，（城乡）差距仍然会扩充。有一句经典名言要高度重视，马克思说决定人民的富裕程度和发展水平，不简单是生产力的水平，更关键的是生产条件的水平。现行体制中，城乡之间重大差距，我们改革的目的是要实行要素市场均质化和交易关系公平化，求得合法合理的统一。
第二个观点，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或者说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基础性的制度支撑。我强调几点：第一，公共财政问题，我们要建立一种这样的财政体制，它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占有公共资源；第二，农村的发展落在什么地方？有人讲生产条件的问题，水电煤的建设问题，科技公共交通问题，我们要跳出“三农”看“三农”。建国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积累了庞大的社会财富，这给我们提供了统筹城乡的基础性条件，比如说我们有庞大的国有经济，说起来是全民所有，实际上也属于内控的性质。这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问题，竞争性行业完全可以按照市场规则，通过市场方式，包括资本市场实行股权的置换、资本的变性，用在农业乃至其他公共服务，解决资金来源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经常讲农村边远山区发展慢，除了公共财政的原因之外，一些重点领域，普遍的问题没有解决。电网、电信、天然气跟管网、路网、线网有关的公共基础设施，一方面向国家要价，另外一方面有些基础设施越来越大，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行业分担的形式，或者说政府买单的形式，或者二者结合的形式来解决农村的问题。我们在一个省做调查，这个省不仅相关的电力公司没有承担起普遍富裕的责任，甚至不是直管直供的每户多收8分钱，胆子大成那样，手段黑成那样，这个方面讲，我们要解决农村社会普遍富裕问题，我们要行业共担，政府买单或者二者结合。
第三，耕地保护的责任问题。耕地保护的责任不简单是农民的责任，更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保护耕地不能天天嚷嚷，要通过建立保障机制，每一亩耕地只要能够把耕地保下来，种什么，收什么都不管。让政府尽到政府责任。保护耕地13亿人要吃饭，而不是那部分农民要吃饭。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耕地是全社会责任，我们要共同完成制度安排加以保障。
工商资本金太复杂，今天不讲。跳到第三个问题，加快建设城乡一体化宏观政策体系。第一，公共财政多少年来我们可以审视一下，财政的编制预算和执行管理存在缺陷，“三农”层面有多少发言权？按照要素或者因素来进行排名，应建立长远和现实发展相统一的决策机制。一个行业可能在公共财产中投入上千亿、甚至上万亿，农村可能增加一个亿、十个亿都很困难，这种财政决定的机制怎么解决。第二个问题，税收问题。我们现在是多级税收，这跟中国的发展阶段有关。解决征收方式，解决富裕农民、发展“三农”，首先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减少农村居民的问题。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民永远是农民是没有出路的，这是落后的时代了。现在怎么解决？生产方式在哪里？税收就在哪里，如果我们改到销售过程中去征收，可能就变了。
司马迁有一句名言：“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对服务业尤其是中低档服务业，综合税负远远高于工业，这些都不利于农民从事一般的服务业，只要经济加速，第二产业升温，这跟宏观制度安排不无关系。
我们要加快城市的发展，在“十二五”期间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省直管县”的问题，我们在讨论有关文稿的时候意见还不尽一致，有人讲这么多县怎么管辖？“省直管县”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资源较多地集中在县及镇，市管县就把所有的资源向上集中，“省直管县”有利于资源向下集中，这是一个行政职能层级的考虑。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有人说管不过来，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县太多了，省太小了，第二个县太小了，省太大了。
改革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但既不是前人的梦想也不是后人的梦想，我们不能期待所有的梦想都开花，但是我们期待有一个百花盛开的季节。美国诗人有一首诗：“在黄昏的树林边，出现了两条路，我选择了其中一条路走，留下另一条路改日再走。可是我知道，每一条都延绵漫长，一旦选定了就永远不能回头。所以，一生只能走这一条路。”建国初期有两条路，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制度，中间转向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我们后继者有什么理由能裹足不前呢？我们期待百花盛开的季节，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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