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森：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十二五"的重点

　　彭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各位专家、各位来宾，朋友们：

　　今年是“十一五”规划最后一年，明年我们将迈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将掀开新的一页。目前“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正抓紧进行。选择在这个时间召开“城乡一体化”国际论坛，中外专家济济一堂，深入研讨未来五年中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的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我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也是深入改革开放、加快转变解决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特点。

　　从国际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也对各国实施战略调整和经济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发达国家集体深刻反思虚拟经济膨胀、金融监管放松、社会福利和居民超前消费过度等体制弊端，提出制度重建和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经济从高消费模式向制造业和出口拉动的发展方式转变。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把绿色、低碳、环保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抢占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全球进入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时代，各国对市场、资源、人才、技术的争夺更加激烈。同时，气候变化、金融安全、粮食安全、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也更加突出。世界经济可能进入一个增速放缓、结构转型、竞争加剧和制度变革等多重特征并存的新时期。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缓慢回升的迹象基础不牢固、进程不平衡，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还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美欧等经济体的主要先行指标依然低迷，失业率仍居高位，全球总需求短期内难以迅速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系统性风险仍十分突出，去杠杆化过程漫长；世界各国复苏进程不平衡，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较大；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借人民币汇率、自主创新、碳排放等问题频频向中国施压，等等。当前乃至整个“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将处于大调整、大变革的阶段，复杂程度将超出预期。

　　从中国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三位，成为世界工业和制造业大国，也是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最大新兴经济体。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现行发展方式的体制性缺陷和结构性瓶颈也进一步凸显。长期以来形成的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产业结构层次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社会发展滞后等问题更加突出，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的矛盾进一步急剧，传统大进大出、粗放型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正处于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面对当前处理保增长、调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方面存在的诸多两难问题，我们将坚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不动摇。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将从重点调整产业结构转向全面调整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这将更多涉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等重大深层次改革攻坚任务。

　　未来五年，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将深入发展。据测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将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在第三产业比重超过45%的同时，第一产业比重降到10%以下，城镇化率提高到50%以上。实现这些目标，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复制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既有路径和模式，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不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战略性任务。

　　首先，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求加快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市场需求相对短缺，城镇化不仅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而且还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居民消费需求看，农村人口进城落户以后，逐步拥有与城镇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就会改变消费模式，提高消费支出水平。“十二五”期间，如果每年能有1000多万新增城镇人口，并达到目前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每年可带动消费需求增加1000亿元以上。从投资需求看，据有关方面研究，近年来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至少可以带动10万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照此推算，“十二五”时期每年可带动数以万亿计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时，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村居民人均占有资源量会相应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和商品化率也会相应提高，这将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2009年达到46.6%，但总的来看还相对滞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而且也大大低于一些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水平。中国的城镇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推进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持久的强大动力。

　　其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目前，中国城乡分割的体制格局还没有彻底打破，城乡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2.8：1上升到2009年的3.3：1，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考虑城乡居民在医疗、教育、社保、住房、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真实收入差距更大，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民平等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而且违背公平正义原则。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提高很快，但是在现行统计的城镇人口中，约有1.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虽然常住在城镇，但是工作和生活并不稳定，在公共服务方面还没有完全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逐步解决好他们的身份和公共服务问题，对城镇化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农民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管理还比较薄弱，等等，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城乡协调发展、消除城乡差别的主要制度障碍，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加大攻坚力度，尽早突破。

　　第三，必须通过改革创新、试点探索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体制转型国家。在这种条件下，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也没有既定模式可以照搬。近年来，各地区坚持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市场化、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围绕农村产权制度、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建设、户籍制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农民工市民化、城乡社会管理等多个领域的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如成都、重庆市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推动“三个集中”的经验；浙江嘉兴、江苏苏州等地在充分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推动“两分两换”的经验；以及河南新乡等地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平台，推动城镇化进程的经验等，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应当看到，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复杂的改革系统工程，需要认真研究解决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各地生产力发展阶段和水平不同，统筹城乡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也不尽相同，改革探索的路径和模式也不应千篇一律，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避免简单化、绝对化倾向，避免出现盲目性和一哄而起。今天我们召开这次国际论坛，就是为了研究探讨如何做好“十二五”时期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发展工作。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这次难得的机会，畅所欲言，积极献计献策，使本次论坛开出成效。

　　最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参会的专家、学者和来宾身体健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