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穷人距离多远？

　　来源：新民周刊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贫富分化是个普遍的经济现象，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控制，就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现在请关注她们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人民普遍贫穷，城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小，农村的情况也差不多。1978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因为农村的经济改革而持续缩小；1985年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一个年份，此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持续拉大，到2009年达到最高值。

　　收入分化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也发生在行业之间。与此同时，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的差距在拉大。从2000年开始，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贫富分化越发明显，各地频频发生工潮，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富人穷人究竟距离多远？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一直努力阻止这个危险距离扩大的趋势，但怎样才能真正实现良好意愿？

　　今年以来一些地方都出现了工人罢工，不少企业承诺加薪，并改善工作环境。但矛盾和压力不都是企业的。阻止进一步贫富分化，政府有无法回避的责任：在民生上投入更多财政资金；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限制行政垄断，让资金和人员在各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以及压缩政府自身开支。这一切有赖于约束权力，对政府施加有效的监督。

　　收入差距是如何拉大的？

　　改变分配状况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些政府部门的表态、规划和政策证明，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

　　政府准备提升国民的收入

　　人们还记得总理温家宝年初的承诺：在他接下来3年的任期里，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公平分配上。

　　在过去的60年里，增长是执政党谋划的主要目标。但在中共中央正加紧制定的“十二五规划”里，分配将占据醒目的位置。将于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将审议规划内容：分配很可能被看成是和增长同等重要的事情。

　　国务院同时将公布经过多次修订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准备牵头制定《工资条例》。

　　改变分配状况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些政府部门的表态、规划和政策证明，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另一个方面则证明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

　　经济学家主要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和其他来自中国的数字一样，中国的基尼系数有多个版本。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的报告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个数字是0.47。不管哪个数字，都显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是什么驱使着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上升？

　　经济总量的急剧膨胀往往带来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类似的情景在几乎所有经历过快速增长的国家的历史上都发生过，人们处置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有一些国家成了当今世界上的“成功国家”，另一些要么坠入了动荡不宁的泥淖，要么重新回到了贫困的深渊。

　　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都关系到中国最深层次的问题，改革将考验政府的意愿、勇气和能力。

　　财政支出失衡

　　要缩小收入差距，有些人认为，关键是提高中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也有人认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财富，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关键。

　　第一次分配，也就是工资收入，在过去的10年里，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通常认为这和中国劳动力供应的形势有关：需要就业的人太多了，工资就难以上涨。但最近，经济学界开始有人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政府过于倾向于资方，工会没有为工人争取应有的权利，人为地压制了工人的有组织抗争的后果是压制了工资上涨的可能。这种情形正在逐渐被工潮所改变。

　　第二次分配指的是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和中国急剧增加的财政收入相比(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财政收入今年将达到8万亿，仅次于美国政府的收入)，民生方面的开支上升得很慢。

　　财政收支既关系到第一次分配，也关系到第二次分配。因为政府的所有收入都来自社会，财政收入一元钱，企业和个人就要失去一元钱。

　　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元，如果计入政府基金收入和其他经营性收入，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可能与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美国持平。但中国的人均GDP(3800美元)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一般来说，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财政收入不应该超过GDP总量的20%。

　　政府收入多了，个人和企业收入就少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多数国家，劳动收入占GDP60%左右，而中国只占到42%多一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国家用于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服务的开支要占财政支出一半以上，但中国这方面的开支仅占财政开支的28.8%。中国政府的钱主要花在固定资产投资和自身消耗上了。

　　在讨论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财富的分配上——不管是企业层面的分配，还是政府层面的分配。但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财富的生产对贫富分化的影响。

　　那些体制性的障碍——户籍制度、行政垄断和审批，限制了中国人迁徙和创造财富的自由，让官员变得腐败，造成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使得法律、行政命令甚至司法判决都开始向少数人倾斜，大多数人就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国财政资金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的投资，这些资金使用效率如何，缺乏有效的评估。普遍认为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的4万亿投资——配套投资还远不止这个数字，绝大多数都是政府资金——对中国GDP“保八”起了决定性作用。今年，美国和欧洲准备退出刺激计划，但中国政府仍然表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继续刺激经济的另一个说法。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这样做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城乡分割拉大收入差距

　　麻省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给记者发来的材料中，有他和中山大学2009年在广东所做的一项农民工调查。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有一种特有的迷惑人的地方。

　　从2000年开始，中国开始急剧地城市化。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城市化会带来家庭收入的增加，进而刺激消费的增长。

　　“中国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农民工，这个过程本身增加了国民收入”，根据黄亚生团队的调查，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收入是在老家相同条件下打工收入的2-3倍。但这一“不得了的经济成就”却没有拉升中国的消费。黄亚生说，2000年以后，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例实际上在下降。

　　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家庭更注重储蓄而不是消费。事实上，农民工的确很重视储蓄。广东的农民工的储蓄占收入的40%，比城市居民要高15到20个百分点。

　　城市化带来的增长之所以没有在消费行为中体现出来，黄亚生说，是因为公共服务的欠缺抵消了这种增长。而中国的公共服务是和户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公共服务和户籍联系在一起，人口史专家葛剑雄说，意味着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不能享受与本地市民一样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

　　黄亚生和中山大学调查了2000多名农民工，一半以上的人在广东已经生活了6年以上，其中有一人从1976年就在广东打工。他们都没有取得当地户口。

　　城市和农村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人口密度高，消费需求集中，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发展服务业。黄亚生说，这种经济上的规模效应是近代以来全球性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城市化往往会带来消费上升，但中国例外。

　　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主要消费却发生在农村。以广东的农民工为例，他们存钱的主要目的是供孩子上学和在老家建房，仅前者一项，就占到了农民工总开支的33%。

　　如果农民工子女能够和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一样，进入收费低廉而资质更好的公立学校读书，农民工的收入就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所以，东部的城市如果能像给有职业、长期居住的农民工和本地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就能够降低他们的储蓄率，从而促进消费。

　　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在扩大，从1978年前的1：2.36扩大到了2009年的1：3.33。如果算上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国际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个比例将进一步扩大到1：4以上。实际上，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认为，这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重庆的人均收入比上海的人均收入低很多，不是因为重庆城市居民比上海城市居民收入低很多，而是因为重庆的农村人口比重比上海高很多”，陆铭说，在城市化率较高的东部省份，收入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背后是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