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周报
特约记者 梅岭 发自广州
近年来，随着阳光私募的蓬勃发展，私募2009年更是呈现井喷状态。
而其优势也在不断地凸显：在股市上拼劲的时候，私募对公募的心理常常了若指掌，抄底和逃顶往往先其一步，公募对私募“游击队”却往往防不胜防。
公募业绩频频下滑
目前，私募基金大多在关注基金法的修改，期待此次修改能落实呼唤已久的发牌制。但是发牌制带来的，是公募和私募同等的身份和待遇，如果这样，公募能做的—例如不需要通过信托产品来募资，私募也能做。甚至公募做不到的—比如股权激励，私募却能做。
作为2009年度私募圈里最“火”的人物，曾任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的李旭利在转投重阳私募后，在市场一片萧条中募资超过10亿元。
而2010年7月，上海公募重量级人物交银施罗德总经理莫泰山被确认在无证监会最后干预的情况下，将携销售总监沈斌转投私募重阳投资。消息传出，引发市场一片震动。
私募高速发展的几年内优势尽显：更为自由的公司治理结构，更加优惠的分成模式，更为轻松的监管环境，相对轻松的业绩考察。成功将业内人士从此前抬头三尺摄像头的巨大压力中成功“解救”，成为今年不少基金高管跳槽的主要原因。
“经理变动更多的是依据业绩，上海的基金公司缺乏一个特别持续性，要么就是好一年就不行了，要么就是它的变动比较大。不能持续的原因都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德胜基金研究中心基金分析师江赛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2009年数据显示，上海基金公司数量虽然占据整个基金业的半壁江山，但业绩相对较好的却一直不到半数。而此前三年，上海基金公司拥有的长期（3年）绩优基金仅占1/3。而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整体业绩有进一步下滑之势。
在31家扎根上海的基金公司中，业绩并非占半壁河山。据天相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排在基金行业管理规模前5名的基金公司没有一家是上海的基金公司；第6-10名中，也仅有华安和交银施罗德两家上海本土公司。据Wind数据，截至8月11日，长信基金旗下4只股票型基金中，业绩最好的长信恒利优势排第95名；而长信增利今年亏损14.60%，去年上涨42.98%，排名130，前年下跌52.72%，连年表现平庸。
在上述发生人事巨震的基金公司中，诺德旗下3只偏股基金今年上半年的平均收益为-20.82%；浦银安盛旗下的3只偏股基金的平均业绩为-19.73%；中海旗下的5只偏股基金的平均业绩为-16%；银华旗下的10只偏股基金的平均收益为-19.76%。
私募行情跑赢公募
除去私募较为自由灵动、上海基金业业绩不佳外，今年的辞职潮中，“一朝天子一朝臣”导致人事变动，“举报信事件”导致业内素质遭受诟病。多种多样的理由将一位位基金业人员推向他人。
2008年大熊市，国内基金经理变动次数为132次，2009年，基金经理变动次数237次，但今年仅上半年，便已达227次。而在市场一片震惊之余，业内分析师却大多认为，行业内的人事变动并不是负面的，市场发展那么多年，人事变动并未达到疯狂的程度。
“人事变动从行业刚刚开始的10家公司到现在的61家公司，中间经过了很多变动。可行业还在发展。国内61家基金公司上海有31家，从变动率来看基数大了，变动肯定大。”国内一位基金分析师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
而在江赛春看来，“发展容易掩盖问题，现在没有这么快的发展了，那么问题就容易暴露，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考虑该如何解决？”
作为曾诞生过不少国内首屈一指的“江湖英雄”的上海基金业，内部管理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2002年以前，华安基金曾因业绩骄人而享誉行业内外，但好景不长，因上海社保案、雷曼事件而逐步退居二线；上投摩根曾经被誉为基金界新秀，影响力甚至一度和华夏、博时等大牌基金比肩，然而2008年之后连续经历了“唐建老鼠仓”、“投资总监吕俊辞职”等一系列风波，业绩也开始大幅滑落。
分析师称，上海地区基金规模总数较大，风险相对较高，但其管理风格与京广深的基金公司不同，多属于合资“混血儿”，甚至有的基金公司投研管理直接由外方股东委派，管理者对国内环境并不十分了解，导致投资策略出现偏差的事例从未停息。
江赛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由于基金公司数量众多且规模较小，因此行业内竞争比较激烈。业绩、团队甚至是股东治理情况比较复杂。行业的问题累计到现在，出现了一个高发的状态，这和市场的成熟及监管有一定的关系。”
在今年上海基金离职潮中，内幕交易、职工举报等重磅事件，不仅为此轮风波带来更多的戏剧性色彩，也让业内对目前公募人员的素质产生了些许质疑。
正如业界人士所称的，“现在不应该再去评价基金行业的种种不对，而应该在问题暴露后探讨如何去解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私募基金的行情大涨，使得公募的缺陷愈加暴露无遗。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