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周报
8月3日，国资委在京发布了《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以下简称“《回顾》”），声称在2003~2008年间，国企税负6年均值为27.3%，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5.16%的5.29倍。
8月30日，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也拿出了一份相关数据比较材料，声称国企税负是上
两个数据，谁对谁错？
本报记者 黄昌成 发自北京
“我看了那些质疑的报道，我们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9月6日下午，国资委研究局负责编制《回顾》的工作人员之一陈锋博士向时代周报表示，“全国工商联的报告也说，国企的税负大约是民企的3倍，它也承认国企的税负比较高，两者的差异是研究方法上的不同。”
“总而言之，计算出来的税负差别既不说明税法偏袒民企，也不说明国企效率高于民企，如何使国企民企享有公平竞争的市场和政策环境，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向时代周报强调。
“国进民退”的争议尚未平息，在国资委和全国工商联有意无意的推动下，有关国企与民企的税负之争的问题又渐渐尖锐起来。
数字困惑
为了佐证央企和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年所履行的社会责任，《回顾》不仅用图标详细勾画出2002-2009央企上交税金的上升曲线，而且还在第66页中引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一项不具名的研究，称2003~2008年间，国有企业的税负大大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国企税负6年均值为27.3%，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5.16%的5.29倍。
由于《回顾》并没有给出这组数据具体的统计方式，所以在公布后引起了业界的争议。刘海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回顾》没有说明其‘税负’是个什么概念，它是纳税总额与营业收入之比？是纳税总额与总资产或者净资产之比？还是仅指所得税与税前利润之比？”
由于《回顾》引述研究时缺乏更多信息，无法知悉该研究的具体研究人员或数据的结论和来源等。
“按27.3%这个数字，不大可能是纳税与营业收入之比，因为根据《回顾》中的数据计算，这几年国企的营业收入平均税负约为10%上下（2009年为8.41%），”刘海民对本报记者分析说，“如说它是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率则略为靠谱，但是这个数据有点偏低了，而且在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33%（现在降到25%）的情况下，说民企的企业所得税实际负担率才5.31%，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也不可能认这个账。”
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表示，在他的一份名为《国有和民营企业发展速度及效益状况比较》（下称《比较》）材料中，有关中央企业和全国国有企业数据来源于《回顾》，私营工业企业数据来源于统计局，而上规模民企的数据则来自于全国工商联一年一度的调研报告。
根据陈永杰的归纳，2009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为242007.8亿元，缴纳税金为22795.5亿元；而规模以上私企工业的营业收入为135312.3亿元，缴纳税金为6378.2亿元。如此一来，从销售税率（上缴税金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率）上看，全国国企为9.42%，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为3.19%。按此计算，国企税负是上规模私营工业企业的2.95倍。
“我不知道27.3%是怎么算出来的，我这里给出的数据都是有实实在在来源的。”陈永杰对本报记者说。
供职国资委研究局的陈锋向时代周报透露，《回顾》上税负的计算方法是“国有企业的税收总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与工商联得出的结果的差异只是“研究方法不同”。
“大家的算法都不一样，用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数据，但是工商联得出的结论也是国企的税负比民企高。”陈锋对时代周报说，“其实大家单凭感觉也都知道，谁最喜欢逃税，或者说，谁喜欢避税。”
高税负之谜
“工业总产值跟工业销售收入是差不多的，如果是拿它来做分母得出27.3%的数字，那说明它的计算有误。”在了解到国资委关于税负的计算方法后，陈永杰对时代周报解释说。在他的《比较》中，国有企业的税收总额除以销售收入，得出的数据是9.42%
“有关税负的争论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就有人说国有企业税负重。”刘海民说，这甚至包括当时冶金工业部一位来自鞍山钢铁厂的副部长。
“他说你看鞍钢利润和税额不成比例，税收负担比其他的行业重。”刘海民说，“我给他解释说，不是鞍钢交的税多，而是他们的利润少。”
而另一个原因，刘海民对其解释，由于鞍钢拥有矿山，从采矿石一直到销售钢材，整个过程并不需要采购原料，没有什么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这样会导致产品的增加值比较高，“只是当时怎么说那位副部长也不明白。”
刘海民打比方说，假定一家大型国有石油企业自己采油、炼油、批发、运输，直到成品油零售，年实现销售收入1000亿元，按17%的增值税率实现进项税170亿元；整个过程中它并不需要采购原料，只消耗一些电力和零备件等，假定电力、配件等的采购额为100亿元/年，实现进项税额17亿元；当年实际应缴增值税170-17=153亿元，销售收入负担率15.3%。
而一家靠从批发商手中采购汽油的私人加油站，其批零差价假定为10%，当年实际应缴的增值税最多为销售收入的1×17%×10%=1.7%，即垄断国企的增值税负担率是私营加油站的15.3%/1.7%=9倍。
“这里讲的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国企规模大，产业链长于私营企业是普遍现象，不仅限于石油行业。” 刘海民说。他认为，国企规模大，占有大多数国内自然资源，产业链较长，在我国的增值税制度下，计算出的税负本应比产业链短的企业高。
陈永杰告诉本报记者，从《2009年税务年鉴》来看，来自卷烟、电信、原油、成品油、电力等垄断行业缴纳的所得税项并不高，为千亿左右，但这些行业上缴的工业增值税和商业增值税则高达7000亿以上，是垄断央企的主要税项。
陈永杰认为，在欧美国家，一般都会对石油企业征收暴利税，我国也对同类企业征收特别收益金，但征收率不是很高。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是在低成本使用国家的资源，而销售产品是接近市场价格来卖，这就存在很大的利润空间。而在我国的税收制度下，工业增加值高的企业必然会导致高税收。
500小于2？
陈永杰起初也没有计划要将《比较》公布出来，只是在8月29日，作为“民营企业的娘家人”的全国工商联在京发布《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分析报告》时，有人提出质疑说，虽然民企发展势头强劲，但与“财大气粗”的央企相比还略嫌“寒酸”。
有数据显示，在去年，中国最为赚钱的两间央企—中国移动净利1151.66亿元，中国石油净利1033.87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2179.52亿元的净利总和。
“现在舆论上就说‘500小于2’，单纯从数字上讲，数字没有错，但是背后是有另外的问题：这两家其实是垄断企业，民营企业全是竞争性的企业。”陈永杰说。而刘海民则认为，国企的纳税比例比民企高但并不说明国企效率高，效益好，竞争力比民企强，也不意味着国企职工比民企对国家贡献大，“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竞争不过民营经济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陈永杰认为，从成本费用利润率，即企业的利润总额与成本、费用总额的比率来看，规模以上国有及控股企业从2005年的8.44%下降为2008年的6.71%，而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则从2005年的4.93%上升为2008年的6.87%，已经超过前者。
另外，《回顾》中亦提及，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02－2007年，国际能源署统计的56个国家居民平均电价累计上涨76％，工业平均电价累计上涨84％。同期，我国电价涨幅仅为32％，“中央电力企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陈永杰则在《比较》中进行反驳。他认为，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而言，我国的电价和油价还是偏高的。
“国有企业的资源投入是低价，是免费的，你不算这个账，光说它们给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并不恰当；而民营企业任何时候，它的土地、资源都是按市场价买下来的。我想说的是，衡量企业的贡献不能只看一个指标，而要多角度看。”陈永杰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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