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巴菲特式”财富观值得呼应

核心提示：捐赠者的财产捐赠行为，有助于缓解人们在代际上的经济起点不公平，避免财产在代际竞争中带来新的不平等。

　　盖茨和巴菲特发起的富人捐赠财产行动倡议，在中国形成了一股识辨富人财富观的热浪。陈光标近日宣布裸捐个人财产呼应盖茨巴菲特捐赠财产倡议；新首富宗庆后则予以婉拒。

　　我们认为，捐赠财产式慈善是一种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与市场机制下通过竞争进行配置资源不同，捐赠财产属于通过社会机制对经济金融资源进行配置。显然，真正的慈善是非自利性的。那种认为富人按时纳税、给员工更好的薪资福利待遇和提供就业机会，才是富人对社会的真慈善，本身就是在未辨慈善真义下的一种误导。富人纳税和支付工人工资是富人享受经济自利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富人不纳税和支付工人薪资，就无法实现经济自利之目的。所以，“富人投资就是一种慈善”之说，并不切题。

　　如果说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巨额财富反映的是个体作为经济人的一种自我价值实现能力的话，那么慈善则是基于社会人的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利他主义价值观的体现。捐赠人通过捐赠让渡的是经济意义上的物质财富，收获的是社会意义上的精神财富和精神愉悦。而且捐赠财产者的慈善行为传播的是一种进步的社会财富观。

　　从经济层面上讲，捐赠者的财产捐赠行为，有助于缓解人们在代际上的经济起点不公平，避免财产在代际竞争中带来新的不平等，从而强化市场机制下的自由、公平竞争理念。同时，随着股份制公司形态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捐赠者的捐赠行为并不会降低资产的经济收益性，只是财富在社会经济学机制下的一种所有权属的转移。

　　从社会层面上看，有助于避免社会各阶层的结构固化和利益固化，避免财富成为社会成员实现自身的经济社会价值的障碍。且捐赠财产的慈善者，向社会传导出一种向善的力量和追求——爱的传导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满足事业，这将强化一个国家或者社会“文明共同体”的建构，使得人们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相互扶持和尊重的社会。

　　当然，捐款人的财产捐赠能否在实践中提高其精神方面的愉悦，需要的是一个完善的社会福利和慈善运作机制来支持。目前，社会慈善事业主要存在政府主导式和民间自发式两种形式。我们认为，政府和民间都具有各自的独特优势。政府性质的慈善机制，可以借助政府在社会公共和公益服务方面长期的积累，以及足以渗入整个社会机体的机构分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善款善用的效用，使善款能够分配给最需要的群体。

　　随着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社会慈善分工的社会精细化，为慈善事业的市场化运作提供了发展机遇。社会慈善若能有效嫁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和自由竞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有助于社会慈善事业更透明、更低成本地运作，实现社会慈善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使捐赠财产者传播出的进步社会财富观更有效地贯彻，使慈善行为如社会成员日常市场交易行为一样得以履行和贯彻。

　　政府可以在发挥政府慈善机构为主导的同时，适当放开民间慈善机构的管制，实现公私社会慈善机构的协调互补发展。当然，捐赠资产的利他行为本身具有向善的社会效应，使人往往容易站在道德情操论的角度来释义其是非优劣。因此，不论是响应捐赠者还是拒绝者，都尽其所能证明其作出捐或不捐行为选择的道德合理性。

　　我们认为，是否捐赠资产于慈善事业是一种个人自愿行为，社会都应予以尊重与谅解，尽量避免用道德的框架去拔高和贬低。毕竟，我们更多地放大慈善行为在经济意义上的利他性善意，将无益于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很容易使人认为慈善是一种负担而非一种享受，这会加剧逆反情绪，当然，我们更要防止那种以慈善谋私利的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