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夏季达沃斯：G20与全球经济治理论坛实录

　　9月13日上午消息，夏季达沃斯9月13日-15日在中国天津召开。以下为13日上午“G20与全球经济治理”分论坛文字实录：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大家早上好，非常欢迎大家前来参加第一场的全会讨论，我们这场主题是“G20与全球经济治理”。我们今天邀请了非常尊贵的来宾跟

我们一起探讨全球经济治理这个主题，我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跟我坐在前台的非常尊贵的来宾。简单的介绍一下：

　　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她是印度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先生。

　　托尼·克莱门特先生，他是加拿大工业部部长。出生在英国曼彻斯特，跟我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朱民先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顾问，而且他以前在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都非常熟悉。

　　Martin Senn，是瑞士苏黎士金融服务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崔天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先生。

　　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部长，你觉得首尔的G20峰会你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成果？

　　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谢谢迈克尔的介绍，我自己希望首尔峰会能够实现什么成果呢？我觉得跟之前讲的一下，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作出承诺，在多伦多作出承诺，能够实践，能够落实到到位，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希望新兴经济体更多的参与到国际事务中，而且还能够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最近经济展望报告中就是预计世界经济2010年会放缓，所以我们会讨论一下如何加快经济发展。还有在整个框架下实现平衡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还有相关的经济、金融部门的改革这些问题。

　　我是贸易部长，我希望看到首尔峰会会讨论一下发展问题和贸易问题。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我们是非常成功的在多轮领导间进行了讨论，我们可以想像一下确实让所有的领袖坐在一起进行多哈回合的技术谈判是多么困难，我们现在希望有政治推动的举动，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现在放在桌面上的东西，要看跟谁对话了，有70%、80%的谈判工作都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所以我们要做更多的东西，不要做太多，但需要多做一点点，需要各国领导人在政治上进行一定的推动。

　　我们是作为贸易部部长，在首尔峰会上会做一些报告，而且就最新一轮的回合谈判做报告，我希望2011年能够完成这个贸易谈判，在2011年发展问题上，这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主办G20峰会，而且是一个新兴经济体之一，我希望在发展问题上能够在两个领域，首先有关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现在我们跟韩国一起，印尼也是在支持这个计划，IMF也是参与全球经济金融监管体系当中，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二道防线，所以在金融危机时期确实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很快的逆转，即便2008年的时候资本大幅度外逃，就是因为有第二道防线，我们才能够缓解国际收支的危机。而且我觉得还可以进行其他的一些双边、多边的贸易，希望在首尔峰会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

　　此外，还应该就G20下的发展框架建立合作基础，有关基础设计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些都是应对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其他的重要问题，我知道进展还在不断的推进。我们我确保G20不是一个排它性的俱乐部，只考虑G20不考虑别人，应该考虑全球。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非常感谢！我想确保我们讨论当中要保证G20峰会金融危机、发展问题、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确实影响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走向。多伦多的讨论是非常成功的，你预计在首尔会怎么样讨论呢？

　　托尼·克莱门特：在多伦多讨论过程当中，就跟您刚才讲的，G20峰会是各国首脑的一个峰会，很短的时间内各国首脑估计在一起，应对当时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我们希望在首尔丰富上能够继续建立一个稳定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继续工作，这就是在多伦多我们讲到了债务对G20的比例，政府部门的改革、金融部门的改革和改善，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G20峰会是非常与时俱进的，而且必须非常灵活，能够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这是多伦多当时讨论的情况，我希望到时候首尔峰会上会评估一下时间表和相关的目标，确保时间表和目标都是可行的，是与时俱进的，因为多伦多会议以来，即便很短的时间内，很明显，每个国家的目标不一样，几个月以来都发生了变化，所以G20峰会必须要与时俱进，应该在首尔峰会上得到体现。

　　朱民：非常高兴，我觉得回到中国太好了，而且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天津，我看到有很多我的朋友，所以我想跟在座各位打个招呼，而且我之前的老板也在这儿，所以他一坐在这儿给了我很多的压力，所以我是要向肖先生做报告，向您做报告。

　　对首尔峰会来说，刚才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部长非常全面的给我们介绍了首尔峰会的主要目标，我想强调指出一点，每个国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美国2010 年4月推过了一些法国，英国也是，欧盟也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在我看来这一个层次，就是国家层面要改革金融体制，这是国家的一些工作。昨天在巴塞尔协会、巴塞尔委员会，有关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问题、微观的问题，还有金融稳定局现在非常重视要把一些相关准则、国际合作标准化，而且金融稳定局还提出了全球金融框架、全球中介框架的理念，但现在这些机制不是非常明确，不同的国际机制如何合作呢。

　　在华盛顿G20峰会的时候当时是危机刚刚发生，当时主要是关注监管问题，两年之后在首尔峰会上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们要再次评估一下，两年过去了，我们走到哪里了？成就了哪些东西？而且最重要就是，在这三个不同的层面上，确实很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家都在讲监管的不确定性，未来我们如何往前走，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在未来我们全球的监管体制如何相互协调、相互统一，这是G20峰会上我们应该领导、应该推动、应该把所有的事情往前推进的。我觉得韩国的这个峰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议，是非常适合总结一下我们在金融改革做了哪些事情？在未来如何引领这个改革？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Martin Senn，对于您来说呢？刚才朱民行长说我们要总结一下金融危机，自从2008年9月以来，你觉得呢？政治领袖、国际层面政府高官的讨论，是不是减少了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呢？

　　Martin Senn：这是很大的问题。如何减少风险，风险是不是更少了？不是，我们如何来管理风险。现在有的情况，我们看到在G20框架下发达国家、新兴国家走在一起，形成一个平衡的观点，评估一下当前局势，推出一些很好的措施，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展方式，但是我们还是要现实一些，要接受风险主要是在微观的层面来做的，就是在各个国家之内来做的。G20框架可以制定一些标准，确定一些定义，昨天我看到有一个第三个版本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有一个公告，具体实施、风险的管理我觉得还是必须由各个不同的国家各个不同的区域来做的，而不是在全球范围来实施的，因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两年前有一些人大胆的说金融危机就会形成一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他们是过度评估了、过度乐观了，反倒是让大家没有关注国家层面应该做的一些事情，过度强调国际层面了。

　　Martin Senn：你说的很对，很显然，我们看到这些人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的反应是比较自然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反应过激，所以时间慢慢过去，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风险有多大的程度、有哪些问题，大家就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均衡，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过程。

　　G20可以来帮助应对风险，就像我们所看的，但是我们也要记住，任何监管上面变化，总是要去应对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风险，任何新的监管，监管过去的危机，而不是预防未来怎么样，这是审慎的问题。世界在未来会没有风险吗？我相信实际上在未来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和现在来说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朱民：我可能和Martin Senn观点不完全一致，首先是风险，Martin Senn的意思是说，两年之后风险并没有减少，我不同意这一点，我要说风险从全球来说已经减少了很多。因为那会儿我们金融体系整个要崩溃了，这种系统性风险已经极大的减少，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资本状况好了很多，再看一下资本的结构、资金的结构，比以前好了很多，而且流动性也回到了正常的状况。即便有欧洲危机，我们看一些主权债务问题的存在，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错，但是总体风险还是下降了，当然会有很多新的问题出来，比如主权债务问题，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总是有新的问题出现，但是我们觉得应该还应该让G20获得应该有的荣誉，就是对于危机的应对，我们也应该感谢所有这些国家，包括整个金融界所作出的努力。

　　第二个问题我要强调的是，在国家层面的监管框架以及治理问题，以及在全球的治理框架问题，我们现在所处于的世界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以国家为边界，各个国家相互联系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去忽略任何一边，所以全球治理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比以往更为重要。G20有很多压力、有很多期望，希望G20 这样的机制可以发挥作用。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我想问一下崔部长，如果有一点大家都可以同意，回望过去几年当中的话，这就是说现在全球的经济力量重心已经转到了亚洲，这个是所有人都理解的，或者正在转向亚洲，这样更准确，我们看G20这样的过程，还有全球治理的问题，你认为这些辩论、这些讨论、提出的意见是不是充分的，到目前为止反映了这样的趋势，就是全球经济重心正在转移？

　　崔天凯：这种转移还在发生，它是一个过程，正在进行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对于G20来说，如果我们看一下G20的组成，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也是非常独特的机构组织形态，以前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组织形态存在，里面有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占到了成员的50%，一半，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朝着正确方向的一步，就是说更加均衡的、更加平衡的、更加平等的有代表性的一个全球治理的机构，有六个亚洲国家在G20里面。他们在积极的发挥作用，在G20的过程当中。

　　如果看一下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总的来说亚洲国家相比其他的G20国家好一些，同时他们也在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给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所以对于G20 来说，必须要去利用这些亚洲国家的经验，特别关注正在变化的这些环境，还有世界的一种新的现实，而不是说用过去的一些道路或者模式，我相信这是亚洲可以为 G20所作出的成就的贡献。

　　而在这个方面我还想响应刚才前面这位发言人所讲到的IMF配额的改革。我非常尊重IMF，我相信这个改革的完成将会极大的改善IMF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在多伦多有一种承诺，我不想在这个方面讲十分钟，因为我相信如果讲太久可能很多人就走了，但是我相信多伦多有这样一种承诺说要有5%的变化在这个配额当中，是这样吗？这个能确实的来实施吗？在首尔能够锁定这一点吗？

　　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我不是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再问一个问题，在10月份有一个IMF的会议，就在那个之前，这就是为什么有11月份的最后期间吧。

　　朱民：我觉得我们讲全球治理的时候在讲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包括银行、IMF还有其他机构改革的时候，在这些改革当中这个配额毫无疑问是里面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G20是要求有5%的配额从原来代表过多的这些国家转向那些代表不足的一些国家，我们现在也在对此开展工作，应该说是非常努力的在开展工作。但这里的难度在于5%不够，增加份额容易，但是要减少别人得救不太那么容易了，这是关键所在。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韩国会议的时候达成目标，原来是要在明年年初完成，但是后来又说要提前，希望可以在韩国的G20会议上完成这个目标，我们正在开展工作，我们也需要外界很多的支持。

　　在此之前我还想再讲一些其他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更为重要。在我们讲IMF改革的时候，实际上这里面的配额改革非常重要，还有话语权的改革，就是代表权的问题，我们如何来平衡工作人员的多元化，就是来自于不同地区的，他们能够在IMF里面有适当的代表性，这也非常重要。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更加有效的话语权的机制，就好象崔部长所讲到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而且新兴市场的声音在那里也可以有反映，这个非常重要。

　　IMF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任务的一些改革，比如说我们进行很多的监测，我们如何能够把双边的变成多边的，这样一种监测监管如何能力提高它的质量，让成员国可以更好，这也非常重要，我们如何能够确保我们的借款机制从危机后的、事后的变成一种预防型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讲到要有一个金融安全网的机制建立，现在董事会刚刚通过了一个决议，允许我们建一个防止性的、流动性机制，我相信这个相比较事后会更加重要，所以在IMF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G20知道，我们也需要所有G20成员国的支持。

　　托尼·克莱门特：还有另外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正处在转型期，世界金融机构也在发生改革和变化，其中有一点非常意思，这里有一种隐含，或者更为明显的推动。确实我们看到这些机构变得越来越有包容性，也是一些改变的要求，无论IMF还是G20要让新的人进来，与此同时对于一些新进来的国家，他们愿意付钱获得话语权的，他们也是有责任的，这些新进入者他们也是有责任的，不仅仅是帮助来塑造新的秩序，而且要遵守这些秩序。我这个只是一些个人的看法，这个实际上是，这里面有很大的动态变化性的复杂性所在。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有多少人认为欧洲的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决策过程中有代表过度的问题？

　　崔天凯：我想G20多数国家的意见，除了那些欧洲国家以外他们都认为是这样。

　　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我相信这个讨论很多了，因为在G20的欧洲国家，是欧洲代表，他们也有欧洲各个成员国自己的代表，在其他的区域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其他的治理机构也没有，我相信非洲在G20中代表性是不足的，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平衡，代表性是其中之一，还有，如何能够从外部来获得他们的声音。

　　托尼·克莱门特：我是非亚洲的观点，作为一个北美人我想说一下，关于欧洲人的这个问题，欧洲国家他们还是有民族、国家存在的，要解决很多问题，欧盟可以帮助欧元区，所以这不是一个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Martin Senn，你开始前面讲到的，最后根本来说还是需要有非常强大的在各个国家的这样的一种监管制度，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但是你是欧洲在这里的代表。

　　Martin Senn：我是瑞士人。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难道瑞士不属于欧洲吗？

　　Martin Senn：你也知道我们相当中立的，但是我想说，有关于代表性的问题，我相信IMF现在确实做的非常好，在代表性的改革上面实现一种平衡，进一步多样化可能还需要，但是现在这个步骤在朝正确的方向，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都需要有均衡代表。

　　崔天凯：我要清楚的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偏见，我们不会对欧洲有什么歧视偏见，但是因为这样的机构成员有限，所以我们就要考虑适当的代表性的问题，非洲毫无疑问在G20当中代表性不足的，我们需要给非洲国家相当多的话语权，我们也非常希望欧洲国家在这个进程中作出贡献。在会议中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的讨论，我们应该有多少的欧洲国家呢？有时候我们甚至面临着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让两个欧洲人同时当主席呢？我真的很想看看这个场景。

　　我们必须要充分的考虑非洲国家还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关注和需求，包括最不发达国家，还有小岛国，还有很多，他们不是G20的成员，他们可能也不是很想在未来加入G20，但是他们还是占到了世界上国家的90%，他们的话语需要被听到，他们的利益需要被代表，等等等等。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我们来转一个方向，然后进入问答环节。崔部长，你刚刚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您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评估一下已经过时了的历史和理论，我们之前是讨论了一些全球经济在过去几年的发展情况，你觉得在过去2年当中，在G20峰会讨论上、在其他的论坛、其他的会议上我们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某些过于陈旧的已经过时的理论、假设和想法，才让我们陷入了金融危机当中，我们是不是要改变思想了？

　　朱民：确实金融危机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们是要重新思考一下全世界是不是要重新定义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的监管模式了，我们都同意世界经济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有效的，监管部门和市场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市场失灵了，监管也失灵了，现在我们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我觉得这是大家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了，大家都想思考一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要走的更远的话，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不理解的，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些小额信贷，现在金融发展当中我们只有凯恩斯模型，我们只知道货币供给模型，我们想搞清楚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究竟是有哪些互动关系相互影响，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理解，西方的经典理论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和挑战，这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的一个挑战。

　　现在我们如何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呢？就跟刚才这位贸易部长讲的一样，有很多方法，现在新兴经济体有很多经验，在过去10年到20年发展的非常成功，所以现在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放在新兴经济体身上，但我觉得现在还是初级发展阶段。我们现在在讲审慎监管，在讲央行的作用，但是我们其实看看亚洲，在中国、在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央行都是用微观的审慎监管工具，早早就在用这种工具来稳定金融市场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总结一下、学习一下，介绍给全世界，这样提高亚洲国家、新兴国家的声音，让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和声音推向全世界。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您刚才讲的非常非常有意思，我听的津津有味。

　　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确实就很多问题我们的想法都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是过度乐观了市场甚至是超越了监管机构，到最后我们不可能是二中选一，必须是有一种平衡，市场和监管之间有一定的平衡，所以苏黎士金融服务集团的Martin Senn先生讲的非常对，在未来来看我们总是要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前瞻性，我们在做监管的时候必须要吸取历史上金融危机的教训，这肯定不是我们历史上会发生的最后一场金融危机，我们不要过度乐观，肯定未来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乐观，这是我们要意识得，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度过，韩国、印尼都发生过金融危机，我们要花5年到10年的时间才能稳定一切，回到正规，像欧盟和美国，可能时间更短，但是总是会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回到正常的贷款水平，降低风险。

　　除了金融部门之外，有关贸易发展问题，现在也有一场很大的讨论，就是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方面的讨论，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说是的、好的，我们要由国内经济来拉动增长，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更加理性的讨论，不可能是选这个、不选那个，必须两者兼顾，贸易和发展结合起来。现在亚洲正在进行非常微妙的讨论，我们不光是在做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且不光是把产品出口给欧美，而且是在亚洲国家之间以及本国各个区域之间进行贸易，这也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来源，因此我们要推进亚洲区域的经济融合一体化，要确保WTO框架、多哈回合谈判要成为低成本的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在WTO的多哈回合的谈判之下，我们一定能够推动贸易进一步的增长，推动区域一体化，推动区域签署经济贸易协议，来推动区域的继续增长，这是贸易和发展方面发生的非常有趣的形势。

　　托尼·克莱门特：如果我们吸取历史的是错误的经验、错误的教训，就是有危险性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讲到古典经济理论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要说，过去的理论倡导的是自由经济、自由贸易，在我们看来需要有一定合适的金融监管，在过去几年确实金融监管出现漏洞，导致了各国要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国家政府需要推出基于市场的经济政策。确实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在未来发展路上还会有很多障碍要克服。我觉得刚才部长讲的非常对，未来我们如何继续鼓励贸易的发展、鼓励各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尽一切所能要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是我们未来几年的主要计划之一。

　　Martin Senn：我想补充一下，在朱民先生、贸易部长的话的基础上再讲几句。确实金融危机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在金融监管的形势来说我们确实要意识到任何的金融监管都是有一定经济成本的，在我看来西方社会，现在他们的初衷要推出非常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他们推出了很多监管的理论，是在一定的区域内进行了实施，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因为全球范围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要考虑。我们看到，至少在欧洲，在我们这个区域是很不一样的，而在亚洲确实是比较平衡，他们采取了平衡的方式来开放市场。如果是封闭市场的话，就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在发展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思考像未来养老金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如何提供非常好的养老金解决方案，如果我们的监管导致资本市场没有办法很好的运行，要限制资本市场的发展的话，我们解决养老金问题和相关问题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

　　我们要注意，在推出金融监管的时候要考虑事实情况，要考虑监管之后会出现的后果，迈克尔刚才讲了，两年前大家都在考虑推出全球性的解决方法、全球解决方案来解决全球问题，现在并没有实现。现在我们如果能够出现一定的形势，全球能够就一些原则、一些标准达成共识，那样就必须好。同时认为，在某一些国家、某一些行业有针对性的实施一些措施，就会非常完美，是未来前进的方向，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也是朝前迈出了很好的一步。加拿大是很好的例子，现在加拿大做的非常出色，加拿大不仅度过了危机，而且预防了这个危机在加拿大的发生。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时代》杂志是将加拿大央行行长作为今年最佳人物之一，是他们行长，而不是周小川行长。

　　朱民：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下面请大家提问。

　　听众：刚才嘉宾都讨论的非常好，我想问朱民行长一个问题，还要问Martin Senn一个问题，就是下一届首尔峰会有关监管领域，全球监管标准和金融、会计准则我们是不是能够达成共识？几天前巴塞尔委员会、金融稳定局都推出了一些新的标准。在G20峰会上，在首尔峰会上，像我自己，还有许多人都已经往前走了，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形成共识，并且能够在一定的时间表内很快的往前推进？尤其是围绕全球统一会计准则方面，没有任何进展，我们是有一个全球会计准则委员会，同时还有别的协会，但是没有进展，德意志银行的董事长就说，如果没有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就没有办法形成全球统一的监管标准，跟贸易部长讲的一样，我们忘记贸易，我们正在准备一份报告，要在首尔峰会上提交这份有关贸易和发展的报告。

　　朱民：谢谢你，你刚才问的问题很好，我觉得你问的问题都自己回答了，你表达了你的关切、你的担忧。你说的关切点是非常对的，在过去两年当中，在 G20领导下有一点非常好，各个国家的监管机构都是想把所有的东西汇总到一起，我刚才讲了有三个层面，国家层面、国际层面、FSB的层面，来促进国际合作。

　　有几点是非常清楚的，首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框架，就是说所有详细的标准、指导原则现在还没有细化，各国市场有一些糊涂，我们是如何跟随在各个国家的国界之内、市场范围之内实施这些措施，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就像刚才你讲的这个问题一样。

　　现在有236个新的监管法令出台，在未来呢，市场和监管部门之间还会进行非常漫长的谈判，所以的这些细节目前还没有清楚，还不明显。

　　第三点，你说的很对，少数几个国家是先出台了立法，建立了法律框架，不同的国家能够在国际层面上如何合作呢？能够把这个基础的基本的标准给制定出来呢？这样全球金融市场非常一体化，特别是像银行，他们的业务是非常国际化的，哪里都有他们的业务，本地的这些监管的变化会如何影响到这个市场，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我要说，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G20来领导、来审查、来推动，这不是一个结束，这实际上是开始的一个结束。

　　第一，金融改革来说，实际上我们要经过不同的阶段，我们刚刚经过一步，未来还有很长的路，我们需要G20去领导，并且推动整个进程，特别是 FSB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来实现准则的标准化，还有很多的实施，还有同行评议，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来开展工作。最后根本来说，对于金融机构我们需要真正全球化的准则，以及全球的监管合作。同时我们也希望在韩国会议上G20可以把这个工作进一步往前推进，但是我们不能够梦想一夜之间就能建成。

　　Martin Senn：我要补充一下，也是响应你刚才的问题，首先我们不能够不看到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在这个危机当中他们都是在其中的，不是说仅仅是私营部门，也不仅仅是公共部门，实际上有市场的问题，也有政府监管的问题，所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也需要共同携手来走出危机，不可能政府可以单独做或者市场可以单独做，而是需要能够平衡的来解决问题。

　　具体到你的这个问题，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都会认为，银行或者保险公司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本金、需要有更多的流动性、他们需要有更多的透明度，这些原则我们都有共识，但是我们也要非常小心，我不会从一个基于原则的监管框架变成一个基于规则的监管框架，那样就变成了非常规制性的，这也是非常大的风险，也将会是一个后退。

　　会计方面的变化，在这个方面，很多的努力都在进行，我们如果需要有更多的透明度，必须要接受比如说资产负债表，它要反映市场的价格，能够反映任何资产真正的市场价值，而不是说对资产进行模型计价。如果我们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就能够真正实现进步。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些行动已经开展了，实际上在会计准则方面提出的意见，现在还没有受到真正的测试，而且也有很多人在反对它，特别像保险行业，到底我们应该走多远、怎么样走，随着时间，我们要对于这些新的准则进行标定，看到底它在实施当中又能怎么样。根本来说，公共部门、私营部门需要携起手来，避免双方走不通的方向。

　　听众：请问朱民和Martin Senn，有关巴塞尔3的，我们知道巴塞尔3将会在G20峰会在10月份提交，什么时候会通过？我们要考虑在实施上面的问题，这个会影响到所有银行的盈利能力，到底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是越快实施越好，还是要有一些条件？

　　朱民：我们都知道巴塞尔3刚刚在委员会通过，首先是资本金的标的，第二个是资本的质量，第三个是流动性的指标，短期和长期，第四个就是杠杆率，巴塞尔3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这是第一点让我澄清的，对于巴塞尔委员会来说，要确定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好事情，所有的从业者来说，要实施巴塞尔3是不那么容易的，因为每个人处的国家不一样，即便在亚洲国家，亚洲的金融行业一级资本充足率比其他市场都要高。对于银行来说，他们需要共同实行巴塞尔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巴塞尔3也是可以给几年时间，不会说在某一年实施巴塞尔，在法案当中也有提及，所以这里确实存在这样的空间，可以让所有的银行有一些准备的时间，能够来实施到一个阶段。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关切，好的来说，银行他们可能各自的情况不一样，可以逐步的进行挑战，但是关注的点在于说，实施的时间点不一样的话，可能就有一个对于国际监管框架的套利，这个怎么来解决，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再来回到你的这个问就，是有关实施，以及对于金融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第一点，会影响到金融部门的商业模式、业务模式。举个例子来说，原来的交易资本金需要的非常少，现在必须要考虑对手方的风险，所以需要有资本金的支持。还有，长期贷款你需要有一些获有资本金，这样是为了应对周期性的风险，所以这样的资本结构、资本分配就会非常不一样，这样从而改变它们的商业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需要有更多的资本金，会有影响，但是不同银行可能受到的影响不一样，主要要看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样。

　　还有一些银行，他们可能并不一定能够达到巴塞尔3的条件，他们可能还需要从市场上筹得资金，市场可能会看到这些金融机构需要从市场来筹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好新闻吧，可以使市场更活跃。回到你根本的问题，标准有了，实施需要时间，市场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会有时间释放出来，现在我们还在逐步的看到到底情况会怎么样来变化，因为对于巴塞尔3来说，这些原则还是需要根据不同的环境进行相应的条件，随着时间也需要不断的改善。

　　听众(俄罗斯)：前面崔先生讲到，90%的国家都没有在G20当中有代表，我们看过去两年当中中国是越来越代表那些没有代表的国家，为他们来说话，就好象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也是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我想问这里的两位中国人，这是不是对的呢，就是说中国原来为那些不发达国家来发言？

　　听众：我想请问两位亚洲的部长，首先是崔部长，还有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部长，你们两位都提到了你们的担心，在推动IMF改革的过去当中的一些担心，实际对于G20当中，发展中国家你们所在的这些国家是不是有系列的工具来推动这样的进程？这是很多亚洲人在考虑的，如果朱先生可以的话，也可以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关于代表性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他们不是G20的成员，我想说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的经济体他们是G20的成员，他们可以代表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不仅仅是中国，其他的国家也可以代表，像印尼我们代表比如说东南亚，我们会和东南亚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些经济体进行会谈，看一下在G20的问题上他们有什么看法，我们在东盟内有一些过程，不仅仅是中国在发挥这样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会。

　　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可以就很多问题，比如发展日程上，也会进行很多的讨论，而且就我们如何看、如何代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一致性。韩国首尔这次会议，这一点非常重要，让发展日程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我相信韩国人他们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他们做了很多针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工作，这个我相信是对于 G20有效性真正的考验，如何能够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反映大这个过程当中去。

　　第二个问题是涉及到我们有没有一系列的工具去推动IMF改革，我们要看，我想其他人也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作为集体，还有亚洲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应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IMF当中，不仅仅是由配额所反映，而且在治理当中也要有反映，我们也是在推动，我们有一系列的工具，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应该有更大的话语权，让别人了解我们的看法。

　　回到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包括像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可能都有这样的看法，全球金融安全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发展问题当中，新兴经济体，像韩国、印尼这些国家，我们相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中受到了不公平的程序，实际上我们的经济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也是根据华盛顿共识实施了很多，但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由于很多资本的外逃，我们还是受到了很多的负面影响，所以全球金融安全网是第二道防线，可以帮助我们这样的国家未来不会受到危机不公平的程序。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IMF在97、98年危机的时候发挥了相当不一样的角色，非常非常不一样。

　　朱民：我那会儿在中国，你批评它也没有关系。

　　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对于韩国或者印尼如果有第二道防线，这个政治来说非常敏感性，这个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工具，不应该有原来的那种附加条件或者是顾问，而且97年、98年给我们的意见只是让我们陷入更大的危机，我们要推动金融的进一步改革。

　　崔天凯：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全世界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和趋势，就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的崛起，可能我们不应该对于单个国家，像中国给予太多的强调，中国当然是一个人口大国，可能会吸引国际上很多的关注和注意，但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有一系列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包括像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南非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地区的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括东盟。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因素考虑到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种历史性的发展趋势，这是朝向一个更加平等、均衡世界治理结构的发展，我们应该欢迎这一点。而且我们要考虑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而且在这个背景下进行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所以我们还需要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季度改革、评估，政府也应该做这样的评估，通过季度评估我们就能够知道未来该怎么做。

　　托尼·克莱门特：最后我想再重点讲一下G20峰会，G20并不是联合国大会，对于有些人，他们有些人是期待着G20峰会能够代表全球190多个国家、200多个国家，那是不可能的，只是代表的全球最重要的、最大的20多个国家，他们是形成一定的共识，来帮助全世界，但并不是联合国大会。

　　主持人迈克尔·艾略特：非常感谢！托尼·克莱门特部长已经讲了，朱民行长，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部长，你们都讲的非常非常好，谢谢你们的精彩发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