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任何一个成功的国家，都需要成功的城市化和都市群。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城市乡村化。”因为“城市的发展使人口密集起来，使得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以及产品社会化”。这些大城市“聚集着社会的历史
目前的中国，就在进行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据有关部门预测，我国城镇化（学术界对“城市化”和“城镇化”有区分，本文不作区分）快速发展还能持续相当长时间，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各类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这将为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李克强副总理在今年6月《求是》杂志上，还专门刊登文章认为，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
但因为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割据，使得中国的城市化有着自己的特征和难点。除了寄托诸多福利待遇和公共产品的户籍制度之外，土地的公有和集体所有、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性质区分、人口众多导致的粮食安全考虑、农产品承载着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等等，都在不同层面制约和局限着城市化的顺利进行。
最近，重庆率先提出，而且正在实行的城乡统筹试验和户籍改革，目标是在十年内让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其实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此举被媒体称为是户籍改革的破冰之旅，其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中国城市化必须正视的症结所在。
不可否认，重庆的改革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重庆市政府付出的艰辛也值得鼓励。但此举引发的争论和质疑也不少，焦点就在“土地换户籍”，因为重庆相关规定提出，当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时，其原有的土地必须退出。
有学者就认为，户籍的价值其实表示的是地方政府拖欠农民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债务。从这个角度看，负责任的地方政府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尽最大努力尽快偿还这笔欠账，比如加大对乡村的财政投入，增加乡村的公共服务，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等，而不是要农民放弃宅基地，交出承包的耕地、林地，才能获得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
当然，重庆方面很快就对此进行了澄清，9月13日，市政府秘书长、市户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和平就明确表示，重庆的这次改革，特点就在于综合配套，自愿有偿。不论退地不退地，只要一转户，一步到位就可享受到城市的就业、养老等保障。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可以想象，重庆的麻烦和问题也马上会显现出来。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农民会选择既保留宅基地和耕地，同时要求转户，以享受转户带来的城市保障。这样的结果是，上千万的农民转到了城市，但农村土地还没有退出，城市扩容的土地从何而来？
问题很现实，但其反映了中国城市化中农民的本质顾虑，即使打破户籍、福利等方面的障碍，农民有条件进城，但也面临一个进不起、呆不下的尴尬。高昂的生活成本，很难使对城市本来就很陌生的农民，有能力在此环境下养活他本人和家人。
所以，尽管城市比农村方便很多，但对农民来说，做好失业之后还可以无衣食之忧的准备，是很现实的。在城市化进程中，怎样避免大量农民失地所导致的社会隐患，值得长远考虑。
我们认为，重庆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农民转户原则是值得鼓励的。目前城市化的矛盾和风险，恰恰来自于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各种名目和手段，圈占土地，逼迫农民转换身份。这是一个在数据上最容易见效的城市化，但埋下的隐患不容忽视。
对农民来说，土地承载着就业和保障的功能，是他们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说到底，土地即是农民的财产，而户籍和保障，只不过是一种福利。如何维持其对生活的最低限度的预期，需要我们考虑得更多，考虑更长远。
我们希望，户籍改革也好，城乡一体化改革也好，如何让农民和城市居民在享有同等福利、同样尊严的同时，还给予农民更多的选择权，城市化或许会更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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