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今后几年中国很难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局面

　　搜狐财经讯 复苏已成当前世界经济主要特点，但同时也出现复苏减弱迹象。避免经济二次探底、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已成国际的共同期盼。 9月13-15日，2010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召开，在《全球经济展望》主题大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发表了精彩演讲，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

　　中国经济的问题刚刚马先生讲得很好，我们采取了刺激政策，经济很快的恢复，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中国经济去年货币供应、贷款投放的速度有点快，因此对于资产价格和泡沫的压力，对物价的压力，对产能过剩，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我认为中国政府也是很清醒的认识到要转变增长方式，想尽办法把国内的需求或者是消费水平提高起来，但是谈何容易，涉及到方方面面很多体制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现在比如说收入分配的改革问题，抓紧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摄影：杜玮）

    夏斌：今后几年中国很难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局面

　　如果说展望的话，首先，在全球这样大的危机之后，我们2003年—2008年这样高度繁荣的增长的局面可能很难维持，可能适当的下调潜在增长率，估计货币政策要回归正常的水平。可能今后几年中国仍然保持经济两位数的增长压力是很大的、矛盾是很多。

　　第二，在结构调整上肯定是想尽办法从扩大消费着手进行调整结构，医疗、教育、社保等等这些问题都在部署，但是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在短期内我认为效果不会很快。

　　中国经济调整的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下点工夫，在这方面我也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已经在加快步骤，采取这方面的措施。从全球经济角度看，我们在大危机之后，展望以后的经济，我们知道既然是危机了就要付出代价，今后几年全球经济的增长，不大可能有像2003年—2007年那样全球高度繁荣增长的局面，这一点对于各国政府首脑应该心里要有正确判断。

　　夏斌：中国房地产崩溃论太过 房地产调控还要两年

     主持人Martin Wolf：我想问夏斌一个问题，我不知道马先生是不是也愿意回答。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提到过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很多的讨论都在讲中国地产价格的泡沫。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及如果这个泡沫破灭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问题，或者说根本就是不重要的问题？

　　夏斌：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外国朋友担心的问题，也是中国朋友担心的问题，中国经济我前面已经讲了，去年天量的贷款，巨大的货币供应量，我们去年作为专家都认识到这样一种投放速度，在出口减少、投资缩小情况，必然是表现为两方面：第一就是房地产泡沫的压力；第二是产能的过剩。因为中国的股市，我去年说中国的股市老百姓刚刚被蛇咬一口，不敢盲目的进，因此必然进房地产，必然产能过剩。但中国的经济形势为什么突然之间出现了GDP一季度增长、二季度往下滑的状态呢？第一，有基数的原因，第二，是我们宏观政策调整的结果，是我们预期中本来就想往下调的。

　　主要是体现为三大政策变量，就是我们内部的三大政策的调整，第一，房地产的政策。

    第二，对于产能过剩、对于高耗能的一些项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强行的措施，要缩减。

    第三，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整顿。这三项政策一出台，我们很多银行的贷款有的就违规不敢放了，这样经济自然出现调控所预想的结果。

　　所以对房地产市场，我也关注到海外的媒体说可能引起中国的经济崩溃，我想这个说法过了点，就是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也正在采取这些措施。而我个人认为，中国还在高增长，因此解决这些问题，就像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时候说的，就像我们原来整顿信托投资公司的时候，一百多家信托投资公司关闭了、破产了，整个社会很稳定。

    采取什么方法呢？采取比较分类处置、实事求是用时间慢慢消化。所以房地产调控大家担心是正常的，同时调控的方向，我在中国一直在说，不要学习英国、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我们要学德国，买房就是为了住。但是要达到这个方向，基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情况和结构调整的艰难性，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要花两到三年的时间慢慢来。

    夏斌：金融危机后 需要对货币有约束机制

     第一，最近美国有一个学者写《地球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讲的，我同意他的观点，不同意美国这位先生的观点，就是危机之后生活水平不降这个危机没法解决，危机之后必须过点紧日子，因为很多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都缩水了。

     第二，全球治理怎么治理，危机是什么？危机是美国低利率政策，信用膨胀次贷危机爆发，所以实质和金融史上的任何金融危机都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信用扩张。在信用货币的世界里面，当今社会都拿纸币，所以我们最大的教训全球治理，前几天巴塞尔刚刚通过了巴塞尔协议3，其实质就是降低杠杆率，但是我们懂西方经济学、金融学基础知识的都知道，信用膨胀、货币供应是哪两个因素，简单的说就是基础货币乘上我们的银行、我们的非中央银行各种货币的创造能力，巴塞尔协议降低了非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的杠杆率，但如果中央银行这头不一致，危机还照样爆发。

 
    我们用简单的小学生的乘法来说，原来中央代表2，商业主体、商业银行、企业主体代表4，2×4=8，货币供应量8%，现在中央代表4，商业银行代表3，12，仍然超过8%，所以对主要的国际主要货币的发行要有一个约束机制。

    搜狐独家：搜狐财经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请勿转载，违者必究。如确需使用稿件或者更多资料，请与我们联系获得授权，注明版权信息方可转载。联系我们可致电010－62726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