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罗伦
“我正在舟曲呢！这次抗洪，带来了16台大型机械和2000多台电脑，现在捐赠仪式刚开始。”电话那头，“中国首善”陈光标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日，作为对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发出的慈善晚宴邀请的回应，陈光标一纸“离世后捐出全部财产”的公开信引发巨大争议。“
9月底，股神沃伦·巴菲特和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将在北京举办一场私人慈善晚宴，并邀请50位中国富豪赴宴，进行“关于慈善方面的对话”。
此次晚宴之所以受到国内媒体关注，原因在于该晚宴被解读为“鼓动与会富豪捐出遗产”。
有消息称，比亚迪汽车老总王传福、曾以211万美元高价与巴菲特进餐的赵丹阳、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苏宁集团总裁兼董事长张近东等人，都可能是巴菲特和盖茨邀请的对象。
面对“裸捐”邀约，中国的企业家是什么态度？
“首善”陈光标：中国富人不做守财奴
9月15日，在西固区某机械城，16台大型挖掘机一字排开，2000台电脑正整装待发。早上9点整，陈光标就赶到了捐助现场。
这位中国“首善”是第一位高调回应巴菲特来华劝捐的企业家，在9月5日刚宣布死后将捐出所有财产，10天后又来到了甘肃舟曲，捐出1700万余元的物资。
在简短的捐助仪式上，陈光标向甘肃舟曲的孩子们说起了他的奋斗史，笑谈起他小时候卖水挣钱给他和同学交学费的故事。仪式的最后，陈光标还被授予了“舟曲荣誉市民”称号。
事实上，这次到舟曲已经是陈光标的第1033次捐款。迄今为止，以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之名，陈光标已经累计捐出了价值13.4亿元的财物，受益人超过70万人。
当被问及花了多长时间以及出于什么原因做出裸捐决定时，陈光标表示，这次决定并没有花什么时间考虑。“一方面是自己一直有这个考虑，另一方面也与巴菲特和盖茨的中国之行有关。我致信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是对他们行动和倡议的一种响应。”
作为中国富人代表之一，陈光标想向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以陈光标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富人绝不做守财奴。他们有博大的胸怀，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把全部财富归还社会，让更多遭遇不幸和贫困的兄弟姐妹共享。”
“首富”宗庆后：捐出全部财产并非真慈善
有了 “中国首善”陈光标高调“裸捐”，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因故缺席“巴比”慈善晚宴，引来国内网民对他进行“仁义攻击”。
9月初，作为慈善晚宴的受邀嘉宾之一，以“中国首富”身份第一次亮相某论坛的宗庆后就曾表示：“我已经拒绝了，因为我要参加福布斯CEO大会，时间正好冲突。”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拨通了宗庆后的电话，向他提出了有关慈善的问题，宗庆后并没有做出回应，而是直接挂断了记者的电话。
对于裸捐的行为，宗庆后此前就曾表示“并不欣赏”。他曾坦言，捐出全部财产的行为背后，有无法支付高额遗产税及企业避税的嫌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裸捐”，并非真慈善。宗庆后将真正的慈善定义为“为社会持续不断地创造财富”。
坊间有云，宗庆后一年的消费不足5万元，还不及一名普通员工。或许正是基于这种 “要为社会带来更高的综合效益”的理念，宗庆后领导的娃哈哈集团进行的是长期的慈善项目。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娃哈哈在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累计投资53亿多元；兴建50多家分公司，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88.78亿元，利税103.84亿元，解决了当地1万余人的就业；同时娃哈哈现有员工3万多人，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员工就占到了80%以上。23年来，娃哈哈创造的价值达230亿元的农副产品收购，更是直接、间接解决了130多万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
“虽然对于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式慈善来说，捐钱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捐助方式。但是，不能简单地以捐不捐款来评判企业家的道德标准，因为企业家不管有多少资产，能够用于个人消费的毕竟是十分有限的。”业内某资深评论员表示。
福耀玻璃曹德旺：信托捐赠是在忽悠公众
虽然从文化传统来看，国人从不缺少慈善道德，但目前国内明显缺乏基本的慈善环境与机制：政府构建的慈善体制仍不顺畅，相关的政策制度有待完善，善款的使用不够透明等诸多问题，使得国内慈善事业发展远逊于发达国家。
记者日前证实，曾被民政部评为“中国10大慈善家”之一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也收到了“巴比”慈善晚宴的邀约。
2009年年初，曹德旺就曾高调宣布，将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7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以当时的市价计算，金额超过40亿元。
按照曹德旺当时的设想，他名下70%的股权过户给基金会，基金会代替他行使福耀玻璃大股东的职责，而曹德旺担任基金会的第一任理事长。
曹德旺当时表示，早在一年前，他就委托福建的律师事务所和当地的银行提供操作方案。然而，这些方案都在中间设置了一家股权信托机构，这样一来，这些被捐献的股票，实际所有权仍然在曹德旺手中。曹德旺觉得，这种方法是在忽悠公众。
时隔一年半后，当记者再次致电福耀玻璃的时候，相关负责人依旧表示：“捐赠还在走一些程序”。
什么程序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上述负责人对此回应，是一些行政的相关程序，涉及到基金法的一些问题，“要看政府批不批。”
有法律顾问表示，由于曹德旺不愿选择信托的方式，要成立慈善基金，就会涉及股权转让问题。此类股权转让需要证监会等部门批准，且有许多相关规范，牵涉到包括披露和审批等的一系列手续。“70%股权的股权转让，失败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壹基金风波背后 中国私募基金式慈善求解
9月12日，著名影星李连杰首次公开表示，由他创建的国内著名私募基金会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挂靠关系将于年底结束。因为身份地位不清，壹基金面临中断困境。
与此同时，一个有关中国式慈善的追问浮出水面：中国慈善捐款应由政府主导，还是民间主导？
有专家认为，比起呼吁更多富人捐款，目前更重要的是改革中国慈善机制，还慈善事业民间本性。
然而，据国内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他们所获的捐赠中，70%都是来自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大陆富豪的捐赠占比不到15%。另外，在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了1000万家，但有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2007年，美国民间慈善捐赠总额为3064亿美元，中国仅为223.16亿元（折合30.53亿美元）——美国捐赠总额是中国的100倍。
中国富豪真的“富而不仁”吗？
对此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给出这样的回答：“慈善不应以数字作为衡量标准。”李书福认为，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除了要为股东创造价值外，更要尽好各种社会责任。
在“裸捐”与“不捐”之间，阿里巴巴总裁马云选择了折中方案。
马云表示，“我们这一代人所有的努力除了希望自己好以外，还希望将来孩子好。不给孩子留一点儿，一个不考虑自己的人，不要相信他会考虑社会。”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慈善捐赠主要方式有三种：直接捐赠、通过慈善机构的捐赠和企业家自设基金。
2008年的汶川地震极大激发了公众的捐赠激情，公众对慈善机构的问责意识正在加强，基金会等公益慈善机构捐款使用的透明度已经成为公众选择受赠机构的首选条件。
据悉，2010年初，以“公益行业自律从基金会开始，基金会行业自律从信息披露开始”为共识，南都基金会和中国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30多家基金会联合发起筹建了“基金会中心网”。
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基金会中心网”在信息披露上保持独立、客观、中立的立场，为中国慈善行业与社会互动打开无障碍通道。
有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慈善体制改革也许会从这里看到曙光。
中国企业家离巴菲特式裸捐还有多远？
自6月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掀起这场“裸捐”慈善运动，即号召全美403位亿万富翁捐出一半的财产以来，在美国已经有40多名富豪签约参加这一活动，而在中国仅有三人。
当西方的最新财富观漂洋过海而来的时候，除了中国企业家 “肯捐”或“拒捐”的意愿差异，中国富豪财富发展的现状、中国传统文化的考量、中国特有的国情环境，以及中国慈善制度本身等等，都可以让一场在西方以分享、展望为诉求的慈善晚宴，变成中国土地上一场牵涉财产曝光或缩水的“鸿门宴”。
裸捐时机尚未成熟？
在巴菲特公布 “承诺捐一半财富的富有捐赠者名单”后，华人首富李嘉诚因“榜上无名”而感受到了媒体的压力——虽然他的基金会在过去30年中累计捐款超过100亿港元。
“鼓励富人裸捐或捐出大部分财富，对当今中国社会来说，时机还不成熟。”《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刘罡表示。
刘罡认为，中国重新发家致富只有短短30余年时间，现在急需补上的不是巴菲特等人“身家捐一半”的超前财富观，而是“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财富常识。
“中国许多有钱人不是以富而高雅、富而知礼为荣，反而觉得富而粗俗、富而违规才显得自己 ‘有派’。”刘罡说。
在记者采访中，以上观点得到了大多企业家、学者的认同。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企业创始人告诉记者，首先，要找到中国富豪就很困难，因为国内的制度环境所限，富豪们都不愿高调。
对于中国富人来说，一旦公开行善，无异于自找“聚光灯”，可能最后被“围观”的不只是巨额财富，还有自己不为人知的“财富秘密”。
“做好公司显然要比做慈善迫切。”上述企业创始人表示。
中国式慈善的尴尬
事实上，自从“裸捐第一人”和“裸捐第二人”陈光标和冯军发表了各自的承诺之后，质疑声也不曾间断。除了“借故炒作”的声音，还有不少人对他们财富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了怀疑。
有观点认为，陈光标的黄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就是拆迁和废品回收。这个领域确实有利润，但从商业模式来看，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品牌性较弱，且市场的区域性很强。“除非和政府有很强的关系，获得排他性的机会，或者有独特的技术专利和超凡的管理艺术，否则很难解释靠拆迁和废品回收能挣出50多亿来。”质疑者直言不讳。
对中国企业家裸捐时机与裸捐能力的讨论，实质上折射了中国式慈善制度本身的诸多问题，其中就包括配套的社会捐赠法规始终未获根本完善。
据记者了解，巴菲特承诺把99%的财富捐赠出来，捐款的去处是比尔梅林达基金和美国的一些其他慈善机构。然而在中国，做慈善一方面缺少专业、透明的慈善机构和慈善基金；另一方面，善款是否能得到善用也是许多企业家最大的顾虑。
“在行政的庇护下，社会中介虽然有所发育，但到目前为止也仅有2000多家，与美国100多万家有天壤之别。”中国红十字会办公室相关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该人士坦言，由于美国社会财富是透明的，慈善的法规比较健全，运作的社会监督体系，尤其是诚信体系是完整的，所以保障慈善行为的质量和效果都要比国内优越。“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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