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反思央企暴利
苏培科
“国企亏损时挨骂，为什么国企赚钱了还挨骂？”这曾是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的困惑和委屈。最近，刚刚公布的“最赚钱央企”榜单再次遭遇了外界的批评。
从国资委披露的１０８家央企２００９年度的经营情况来看，中国移动以利润总额１
最让公众不满的是这些最赚钱的公司又恰恰是最吝啬的“铁公鸡”，缴税、分红和股权划转社保时斤斤计较，这让人们普遍对全民所有制的国企产生了疑问：国企是谁的企业？国企应不应该有暴利？国企的利润该如何使用？
之所以国企在赚钱时仍然挨骂，主要是由于国企利润上缴的太少，反哺和惠及民生的力度不够，国企没有尽到应有的社会责任。同时，这些“最赚钱的央企”赚取的利润并非公平市场竞争所得，而是依靠资源垄断和行政定价获取的超额垄断利润，但几乎每年都要求国家财政补贴上百亿元，石油巨头的行业垄断迫使政策频频妥协；再比如Ａ股市场中的前１０家最赚钱的上市公司中有好几家是国有商业银行，而他们恰恰又是向股市伸手圈钱最多、融资最频繁的企业，２０１０年可以说是中国银行业群体性圈钱之年，农业银行千亿元融资之旅刚刚结束，光大银行又“光”速上市，接着工行、建行、中行和交行这四大行又要进行２８７０亿元的行政式融资，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借弥补资本金跃跃欲试。
由此看来，“最赚钱的央企”其实都是被“圈养”出来的，而国际上最赚钱的企业大多是最有创新能力、运作高效、真正在市场中打拼赚取高额利润的企业。
国企的暴利除了垄断定价和行政“圈养”获取利润之外，最关键的是国企利润中隐藏了租金的成分，从而无偿使用了资源要素，也变相降低了成本，迫使非公企业无法与之竞争，从而获取垄断利润。用经济学者张曙光的话来说，“应该先收租，后分利”。张曙光认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是通过税收、利润和租金三个经济范畴表现出来的。税收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报酬，利润是投资者的回报，租金是资源要素的价格，更接近于成本的范畴。因此企业经营总收入应该要扣除成本，向国家上缴资源使用的租金，然后再从毛利中提出税收，最后才是净利润的分配。
而目前国企将税收、利润、租金“煮成了一锅粥”，刻意隐去了资源租金而放大了利润，结果将资源租金变成了“保姆”的个人贡献。这实际上也是国家进行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在国企困难时，国家放弃租金来扶持国企发展情有可原，但今天国企已成为最赚钱的企业时，如果国家再继续放弃资源租金收入，会变相挤出非公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会帮助大而不强的国企长期保持低效、垄断的暴利地位。
虽然央企已从２００６年开始缴纳利润，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１日财政部和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国有资产收益要按照一定比例上缴：一是资源型国企上交的比率为１０％；二是一般竞争性国企上交５％；三是军工、转制科研院所国企暂缓三年上交或者免交。但国企上缴的利润与其庞大的收入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如果继续忽略资源租金部分，最终会养肥一帮“保姆”，他们会成为阻碍中国市场经济下一轮改革的重要因素。
据估算，中国国有农场和大中型国企占有的土地租金加上煤炭、石油的资源租金约３７９６亿元，如果再加上城市土地、其他矿产、电信频道、人文景观等资源，全部租金每年可达上万亿元。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那么如此巨额的资源租金再不上缴则是国有资源的巨大损失。
当务之急，应号召国资管理部门尽快厘清税收、利润和租金这三个概念，同时对一些产权复杂、关系模糊的国有资产及时界定。然后依次进行分配，在扣除成本环节要强制国企上缴资源租金，以弥补社保和用于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开支。在收取资源租金时可考虑降低企业税收，从而也会给非公企业减负和增加市场竞争力。
其次，主管部门应该立即放弃对央企或超大国企的“圈养”。既然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就应该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主体，让他们自由参与市场的竞争和淘汰。如果老把他们供养起来，其他的民营企业根本无法与这些“圈养”的公司竞争，这些公司将永远不倒，永远是最赚钱的公司，此举会对其他非公企业的投资、利润、市场竞争等会产生一系列的挤出效应，也会阻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如果在５年之后中国的央企仍然是“最赚钱的上市公司”，则意味着此轮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宣告失败。
第三，应尽快打破国企垄断的格局，不能再对竞争性领域实施牌照垄断和限制非公资本进入。比如金融、电信等应该适当放开经营牌照，让民间资本适当介入，以增加市场的竞争主体，避免霸王条款的诞生和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因为，他们赚得越多，老百姓的消费成本就越高，放弃对国企的政策“圈养”和减少垄断可以降低老百姓的生活压力。
第四，不能再给国企上市融资“开绿灯”，政策应该鼓励和支持创新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上市融资。因为大型国企最缺的不是钱，而最缺钱的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如果资本市场对国企一路“开绿灯”会让很多民企和新兴战略型企业难以发展。
第五，应完善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明晰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界限，完善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机制，而不是主管部门指挥下的“橡皮图章”。建议对央企的一把手任命权最好交给国资委，然后国资委采取公开选拔的方式来选择最有能力、最适合、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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