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拆长城与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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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那种对文物绝对保护的理念，对东亚各国来说都是现代才从外部传入的。因此直到不久之前，在东亚还时常能看到那种缺乏“置身于历史”理念的种种表现

　　向来被中国人视为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其实早已有三分之一以上墙体受损毁，除了几百年来自然力的侵蚀外，另一主因是居住在长城沿线村民持续不断地拆用长城砖。近年来已有许多这样的报道：北京怀柔区西水峪的村民，以每块15元的价格倒卖长城砖；河北山海关附近西姜庄村的村民把长城砖用来盖房、盖厕所，因为“长城砖结实耐用，而且就地取材，节省成本”；山西雁门关外的百草口长城，墙砖被扒了一地，当地村民就地取材，村里房子、院墙、羊圈全都是用长城上的大砖来盖的。

　　这些村民其实通常并非有意破坏文物（他们恐怕也没有把长城看作是文物），更不清楚这是多么严重的破坏，也正因此，他们的行为常被视为一种不可原谅的愚昧。然而，满怀轻蔑和优越感的批评者需要了解的是：与其说这种行为是愚昧，不如说是历史感的缺乏。

　　将古代的建筑遗迹视为不可触动的文物，这本身就是文艺复兴以后才逐步确立的现代观念，其在中国的传播，也是近百年来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而慢慢为人所接受。在前现代社会，任意拆毁古代建筑几乎是普通而理所当然的事，更不会被视为一种犯罪。

　　早在罗马帝国时代，人们就经常将古希腊建筑的石料拆下来，作为新建筑的材料，因为这比从头采掘石料要方便得多。在5世纪罗马城破败之后，早期的纪念碑和建筑更是经常遭到损毁，“象征执政或帝王伟大的纪念碑，已不再被看作是首都的不朽的荣誉而受到尊敬：它们只作为一种可以从中取得更便宜、比从遥远的采石坊去运更方便、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来源而受到重视。罗马的好说话的行政官员总不断收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申请，说是什么什么必要设施要多少砖石：最漂亮的建筑形式，就为了某所破烂房屋的胡乱或假说的修缮，给拆得面目全非：堕落的罗马人，他们为了把公家的东西抢来变成自己的私产，不惜用他们的亵渎神灵的双手，拆除他们的祖先的遗泽。”（《罗马帝国衰亡史》第36章）

　　这一过程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变得更为严重。在794年至805年之间，查理曼大帝在亚琛的宫殿和教皇祭祀的小教堂，用了从古希腊罗马纪念碑上抢来的极其珍贵的大理石作为建筑材料（《剑桥插图中世纪史 350-950年》）。中世纪意大利人甚至用古罗马神庙的大理石来造石灰，毁掉的遗迹极其珍贵，却只为了用来新建一些没有价值的房屋，以至1443年时有人叹息：“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为新建筑小得可怜，而罗马的美丽则完全被毁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当时的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哀叹：“时间和野蛮人都不能夸口说，是靠它们的功劳造成了这惊人的破坏；这完全是她自己的市民，她的那些出色的子孙们干的。”有一短时间，连著名的罗马斗兽场的石头都被偷挖走，只为了盖一些不起眼的小房子。

　　这种行为在所有前现代社会都可以看到：埃及人曾把金字塔当作采石场，中世纪英国人修建哥特式建筑时也会利用罗马遗迹的石材或瓷砖，罗马人的做法并非孤立个案。在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对建筑或任何历史形式，并没有距离感；法国史学家勒•高夫在《记忆和历史》指出，古代作家“并没有一个表示‘现代’的词，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把焕然一新（novus）与年深日久（antiquus）对立起来。”只有在文艺复兴时代，才有一种“置身于历史”的理念兴起。这是一种对过去形式的距离感，通常被认为与艺术中透视法的出现有关，按照哲学上本体论的观点来说，这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之间逐渐有了差异。这种观念最早在西方出现并非偶然，因为绘画中的透视法只有在西方绘画中才特别强调，而“主体-客体”二元也是西方思维中特别突出的因素。

　　这种新理念的兴起与罗马遗迹有着密切关联，知识精英们在这些古代废墟中沉浸在一种历史感之中，并产生了一种要将这些历史形式加以绝对保护的心理需求。如果说之前人们生活在传统和历史之中而浑然不觉，那么如今人们就要被教导着去认识，一个现代人应当理解并尊重历史遗产。这实际上是把传统和遗产客体化了，它们被视为不可触动的永恒实在，但多少有些像是博物馆里不可触动的陈列，与人们当下的生活失去了鲜活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意味着与过去的断裂已不可扭转。

　　不止一个欧洲古城的居民曾被指责破坏了古罗马珍贵的纪念碑，然而吊诡的是，“那些纪念碑恰恰是到了那个声称懂得保护和珍惜古迹的历史时代，才真正遭到了破坏”（芒福德《城市文化》）。这一点确实耐人寻味，究其原因，在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人们改造城市的力度和能力大大加强；而将传统客体化的方式，又使人们将历史遗迹区分为两类：值得保留的和不值得保留的，前者被偶像化，后者则遭到无情的摧毁。一位现代意大利工人在开凿罗马城市地铁时还曾笑着说：“一看见任何旧砖，我就用手提钻凿开，罗马有古罗马圆形剧场遗址已经足够了，不是吗？”

　　许多无人照管的建筑废墟之所以能在现代早期幸存，常常不是因为人们积极保护，倒不如说是消极原因起了决定作用：它们完全被弃之不顾（《论传统》）。在欧洲各国中，现在西班牙保留着最多的历史遗迹，主要原因就是该国工业化进程启动很晚，因而历史古迹遭破坏的程度不如英国等发达国家严重。

　　即便在那种历史感兴起之后，也并未迅速在欧洲人中激起共鸣，其深入人心还须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在欧洲，人们对古代文明遗址的敬慕始于17世纪，兴盛于18世纪和19世纪。对原址进行绝对保护的观念逐渐得到强化，最终出现一种非原作不要的现象，使人们愈加要保持过去遗留物的原形。原本盛行的对古老事物的消极态度，如今“演变为一种过分的伤感和尊重，特别是当这种东西即将成为最后的遗存时”（《旅游者：休闲阶级新论》）在这种情况下，对古代遗迹的任何改变都是不可接受的，现代的世界遗产保护，就是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然而这种理念却与东方的传统理念相去甚远。最明显的就是日本的伊势神宫每二十年就要拆毁重建一次——在这里，最重视的不是不可触动的历史形式本身，而是无形的传统。毫不奇怪，现代那种对文物绝对保护的理念，对东亚各国来说都是现代才从外部传入的。因此直到不久之前，在东亚还时常能看到那种缺乏“置身于历史”理念的种种表现。

　　在民国初年的成都，市民破坏城墙的行为极为普遍，“偷城墙砖的活动可以说是日夜进行，那里成为人们取得建筑材料的最佳场所。旧城墙被挖得千疮百孔，几乎没有人理睬它在那里垂死地呻吟。城墙中有许多从汉代到明代的古砖，上面饰有美丽的浮雕。因而，所有的人不论是居民、士兵还是军阀，也不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都把古城砖拿回家去建房、铺街或修下水道。那些达官贵人更是贪婪地将城砖运回去装饰他们富丽堂皇的宅邸。”（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1917年甚至还有人提出将成都的皇城拆掉，来为无家可归者建房。不要说普通民众，甚至连文物保护部门都缺乏这种意识：1971年，山西蒲城县文化馆将农民挖出的唐睿宗王贤妃墓中6块精美的线雕石椁，砌在蒲城县文管所墙中。

　　对很多普通民众来说，这种就地取材完全是一种本能的行为，也并不总是针对历史遗迹。美国上将李奇微就曾抱怨，在朝鲜战争最关键的釜山攻防战时刻，附近一些贫困的农夫“几乎把全部的沙袋都偷了去，为自己垒墙、垫堤，并且‘解放’了大部分铁丝网，对于他们，这些铁丝网就像市场上任何畅销的商品一样，是很宝贵的东西”，虽然这些沙包和铁丝网本身是用来保护他们的。

　　这就是老百姓，他们顺手利用一切能利用的东西。当然这使得他们很容易被持有现代理念的精英指责为愚昧和无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就曾说过，他的家乡伊斯坦布尔的许多居民是“贫穷和无知”的，原因就在于，对他们而言“历史成为没有意义的词汇，他们把城墙的石块拿来加到现代材料中，兴建新的建筑，或以水泥翻修老建筑”。然而仅仅指责是没有意义的，不如这么说：他们之所以显得像“愚昧无知”，仅仅是因为他们尚未受到那一套现代理念的规训；因为比他们先受过规训而表现出优越感，则是浅薄的，因为规训本身也有待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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